臺北市預訂於2030年新落成的臺北音樂廳與圖書總館（「音圖中心」）
近年來，國內許多表演藝術場館相繼落成，如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等，表演場地的功能分工愈趨精細，讓各式各樣的樂種能適得其所。相形之下，國樂團至今仍寓身於各大音樂廳及多功能中心，缺乏量身打造的音樂場地。
我們不禁好奇：現有的諸場館對於國樂是否有不適之處？一個屬於國樂團的音樂廳，會是什麼樣貌？我們如何藉此想像國樂的未來？本文訪問了臺北市立國樂團（以下簡稱北市國）的三位指揮張宇安、江振豪與邱誓舷，透過他們豐厚的演出經驗與音樂見解，讓我們一窺現代國樂之於音樂廳的現況與美好願景。
北市國前首席指揮張宇安
從國樂的聲響特色談起
從歷史脈絡來看，現代音樂廳與國樂團之間的關係可謂若即若離。現今常見的 2000 席大型音樂廳發源自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歐洲，以維也納金色大廳（Der Große Musikvereinssaal）、萊比錫布商大廈（Gewandhaus）為典型，主要服務於古典至浪漫時期的交響音樂，今日相仿。而「國樂團」此一樂種最初藉傳統音樂「交響化」與「現代化」等思維而成形，在座位形式、樂器分類與合奏概念上都有相似之處。然而，國樂器終究與西方管弦樂器不同，音樂特性大相徑庭，其間的種種差異仍有待爬梳。
萊比錫布商大廈音樂廳1886年的樣貌。據聞此廳設計成為當時音樂廳的典範，如萊比錫金色大廳、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皆以此為原型。
張宇安首先從整體的聲響特性談起。他直言，相對於管弦樂團，國樂團弦樂的泛音較不純淨，要達到和聲與音色的融合比較困難，音樂廳能帶來的修飾效果也有限。另外，交響樂團中也少有柳琴、琵琶、阮等彈撥樂器，點狀顆粒的聲響在國樂團中相形弱勢，聲音很難傳遞到觀眾席。邱誓舷也補充道，由於先天的音量限制，胡琴、柳琴、琵琶等樂器在演奏協奏曲時都必須依賴擴音設備，要達到理想中的「原聲」（acoustic）演奏非常不易。
此外，指揮們也點出了二者在核心邏輯上的異同。以打擊為例，張宇安說明：「國樂團和交響樂團 ── 至少在馬勒以前 ── 使用打擊樂的方式非常不同。」交響樂的想像是讓定音鼓及大鼓等以包覆、修飾樂團的方式傳出，但國樂的打擊樂器種類豐富、音量龐大，在音樂廳時容易暴衝而淹沒其他聲部。上述的種種例子顯示，現今的音樂廳設計仍以西方交響樂為導向，國樂要在其中發揮最好的音樂展現，仍有不少難關有待克服。
變遷中的國樂 彈性的國樂
國樂作為一年輕的樂種，在其面貌不僅隨著時代而快速變遷，各路人馬也有大相徑庭的嘗試。這樣的高度變動性，也帶來進一步的挑戰。彈撥組的編制位置或許是極佳的例子。彈撥樂器有時被劃在指揮的右手邊，塑造聲響的層次對比（如高雄市國樂團），有時則被放在樂團正中間，讓前排的拉弦樂器更能融合（如目前的北市國）。「這不僅僅是個別指揮的聲音偏好，也和世代流行有關」，江振豪解釋。
在樂團編制繁複多變的情形下，有時音樂廳的升台系統不敷使用，如柳琴等樂器升台必須由演出團隊另行搭設，相當艱辛。張宇安也進一步說明，自上任北市國首席指揮以來，他目前還沒辦法訂定最理想的編制座位，他也不確定所謂「理想的編制」是否存在。可見國樂脈絡縱橫交錯，未來更是難料。
反過來說，「彈性」或許也漸漸成為了國樂團最佳的形容詞。在一次次與各種場地的碰撞、磨合之下，國樂團自身其實也形成了逆來順受，應變自如的特質。三位指揮都同意，好的國樂團應該要具備良好的彈性，不是建築設計要順從國樂團，更多時候是樂團座位、音樂家的耳朵跟演奏方式要更主動地適應音樂廳、適應建築。江振豪也自豪地說道，國樂團的適性似乎特別地好，例如北市國所在的臺北市中山堂，聲響雖較為乾燥，但市國的演奏老師們都已得心應手，表現比其他樂種更加傑出，這是國樂本身的特性使然。一路走來，對於自身的定位與處境，國樂始終瞭然於心。
音樂廳是樂團的樂器
不過，現實並非完美，現今國樂團的種種運作，仍有許多面向有待突破。依北市國的現行情形來說，其排練場地與實際演出的舞台並不相同，聲學效果大相徑庭，在排練室調整好的聲響平衡，到了舞台上往往必須砍掉重來，相當缺乏效率。
邱誓舷說：「最好的狀態是，職業樂團可以在常駐場館的舞台上排練。」當然，以現有場館條件與使用規範來看，這種理想困難重重，不過江振豪也補充，國外有些排練場地經過精密設計，能產生和音樂廳舞台相仿的聲學效果（如維也納樂友協會內新建造的「玻璃廳」/ Gläserne Saal ），不失為另一個未來的可能方案。
至此，張宇安打了個美麗的比喻：「音樂廳是樂團的樂器。」如同演奏家需要屬於自己的樂器，樂團也需要與音樂廳長久地磨合，建立穩定的工作模式，進而找到自身獨特的聲音。因此，最理想的模樣，是樂團和自身所屬場館更加緊密地結合，這不只是更高的美學追求，也是樂團營造品牌形象的關鍵。張宇安表示：
一個樂團要有好的品牌形象，它必須在實體上跟專屬的場館結合，打造「來這裡聽這個團最好聽」這樣的印象⋯⋯，樂團的長久生命其實不是活在廣告，而是有能夠打動人心的聲音。
在邁入數位時代、大量流失觀眾的現況下，也唯有藉由良好的廳院聲響，塑造現場獨一無二的、線上無可取代的聆聽體驗，才能找回國樂與大眾關於「此時此地」的緊密聯繫。
朝向廳院的理想與未來
最後，筆者向三位指揮問道，對於「理想」音樂廳有何期許，又如何想像國樂的未來？邱誓舷打趣地說，科技日新月異，實在難以有具體的想像。不過關於音樂廳的各式配置與設備，他希望未來場館能給予實際的聲學數據，讓樂團更有效地控制舞台升降與座位設計，從而完善音樂的聲響平衡。江振豪則說，目前如衛武營音樂廳具有可調整的舞台背板、反響天花板等新穎設計，期待未來能看到音樂廳更多的有機變動性，以對應國樂團未來更豐富多元的模樣，也能依照未來的音樂審美觀來應變。
至於近年盛行的多媒體媒介與跨界演出等，國樂及其場館要如何回應？三位指揮的回答很有默契。他們說：不論將來的音樂廳具備何種多媒體科技或劇場設計，最大的前提都是不可以影響原本應有的聲響品質，在兼顧場館多樣性與觀眾需求的同時，聲音不能被犧牲。
國樂團此一快速流變的樂種，今後也將堅持自己的風骨，一步步找尋屬於自己、也屬於時代的聲音。
＊原文〈「音樂廳是樂團的樂器」：初探國樂團於音樂廳的現況與願景〉發表於《國樂・新絲路》84期，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