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歐美論者也比較了中國的五胡亂華，卻指出拓跋氏的諸多努力，終究成立了一個新的中華帝國，並由隋唐繼之，延續了秦夢，這無疑是歷史上的「大分流」。而論者卻把這歸功於「五胡」諸政權依賴騎兵、大規模騎兵隊依賴中央財政，以及任何一個胡人政權一旦南下就得防備「更北方的游牧民」，簡言之，作者認為新的匈奴永遠是舊的匈奴的威脅，而出於這些種種，胡人政權便會啟用漢人官僚，在體制上回到舊的帝國。
然而，總覺得這種論證一筆跳過了「胡人南下」的過程。今天讀了三國終結、晉方統一時，江統所寫的〈徙戎論〉，才感受到「五胡亂華」的性質跟「日耳曼大遷徙」的異同。（在江統上議該論的十五年後，便正式爆發了後來由南宋洪邁所稱的「五胡亂華」事件」。
胡漢難分：〈徙戎論〉的背景
江統這篇文章最有名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但他的分析相當複雜，漢人自己有很大的鍋。
兩者相同之處在於，羅馬帝國後期，跟曹魏一樣，都有依賴「異族騎兵」的傾向。不過跟凱薩擋也不擋不完的情況不一樣，曹魏的更加刻意，有好些記錄是主動遷徙「胡族」入內，而到了江統要求集團移住的時候，已經達到了「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而江統提到，會搞到這樣，乃是因為每經戰亂，華北便會人口空虛，而邊疆將領還會主動徙胡人入內，像是江統提到「魏武皇帝…因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簡單來說，江統認為，很多胡人根本是被曹魏強制移住進到中原核心地區的。
內遷後，胡人為少數，「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簡單說，因為城內的漢人起先還是多數，這些胡人屢遭欺負。
不過江統的結論 ，則是談論 補貼胡人回到塞外，在當時是不可行的政策，因為當時諸多勢力各懷鬼胎，像八王之亂裡的王浚，甚至跟段氏鮮卑為親家。
知書達禮的殺人王劉淵
而常被說成是「殺人王」的匈奴人劉淵，他爸是當時匈奴左賢王。其祖先輩早已與漢室通婚，
他本人知書達禮，少年時便拜崔家文人為師，熟讀許多當時北方士族在讀的東西，更與許多世界大族交往甚深，而他後來領軍能力甚強，也成為了「八王之亂」各個司馬們拉隴的對象 — -從這角度看，他既是胡，也是漢，北方胡人菁英跟北方漢族世家的交往，遠在「五胡亂華」之前早已開始，並非是歐美史家講的「最後不得不啟用漢人」，這種文化融合，甚至是曹魏之前便已開始，以劉淵一家來說，甚至是東漢的匈奴政策的產物。（抱怨一下，晉書跟資治通鑑裡寫的劉淵根本是兩個人，晉書揚其漢，資治顯其胡。）
儘管羅馬有些政策對日耳曼部落友善，同化日耳曼菁英的政策的確存在，但至少我是還沒看到跟江統所談的這麼複雜的「內徙」政策。當然要仔細的說明羅馬帝國跟漢帝國的外族政策，在這裡是不可能一篇文章說明，但只是想強調，很多事情不是像歐美史家「想當然爾」的那麼單純。
結語
歐美史家以『大分流』解釋歐洲何以分裂，中國何以再統，其結構性論證固有洞見，然而習慣一筆跳過了胡漢交融的漫長歷史，便將重建帝國歸因於騎兵財政與北方威脅，未免過於機械。
江統作〈徙戎論〉時，關中戎狄已居其半，而從本文所談劉淵少習經史、交遊世族，其人其家本即東漢以降羈縻內徙政策之產物——所謂『胡』與『漢』，至西晉時其已是模糊難辨的界線。
真正使中國走向再統一的，從這觀點來談，與其說是草原軍事的結構性壓力，不如說是數百年來政策上刻意內徙、聯姻、文化教育等等因素所沉積的胡漢結果。日耳曼諸部雖亦有為羅馬效力者，筆者未曾見經歷如此深度的內遷與融合，此或方為歐亞『大分流』更根本的底層差異。江統那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流傳千古，但其自己的論述卻反而說明：族類之分，至彼時早已難以分異矣。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