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點，我想不同學科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位學考古的朋友就曾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他們覺得我們手上的文獻都是瞎掰的。
對於歷史系來說，我個人覺得，比較像是不同類型的資料，彼此可以互補，不太能說誰先誰後。
對此，先前介紹過的阿瓦爾歷史學者，奧地利的Walter Pohl就有蠻有趣的個人體驗。
東歐的阿瓦爾汗國，曾經是中世紀早期，歐洲最強大的草原霸主。
不過，由於阿瓦爾人自己沒什麼文獻書寫習慣，所以除了敵人寫下的斷簡殘篇以外，到阿瓦爾人的國度滅亡為止，這群草原戰士基本上是歐洲史上消音的存在。很強、很重要、然後沒有了。
與文獻資料缺乏大大相反的是，從二十世紀以來，東歐考古學有非常豐富的成果。在Walter Pohl出版阿瓦爾人歷史的年代（四十年前），已經挖出了幾千座墓葬可能跟阿瓦爾人有關係。
如此豐富的考古資料，想必我們對阿瓦爾人的歷史一定大有進展吧！Walter Pohl表示：痾，也算有吧。
——好吧，他沒有說的這麼ㄎㄅ。這麼多研究材料問世，對於東歐和巴爾幹歷史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令人興奮的事情，不過接下來就是問題了。
由於嚴重缺乏文獻紀載，「難以有效解讀」阿瓦爾墓葬所代表的意義。阿瓦爾人墓葬中把箭枝當陪葬品是什麼意思？這把鑲金的寶劍有何涵義？這具屍體被埋在ＸＸＸ地點，又是為什麼……可參酌的資料太少，結果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這個難題，我覺得恰恰說明了，歷史是一門架構脈絡的學問。發掘出的物品本身當然相當驚艷，但如果還是需要時空脈絡來解讀其意義。
而文獻紀載就是強大的脈絡工具——雖然是要常常debug的脈絡工具。有些考古遺址還是靠文獻來循線找到的，恰恰反過來說明文獻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事物。
當然，單靠「物質材料」，也可以研究出很多有意思的發現，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我想，如果同時存在文獻的話，那絕對是多多益善（實際上已故的考古學大老宋文薰就說過，看文獻就是考古不可或缺的工作部分）。就像歷史學者也會希望地下發現多多益善一樣。
何況，文獻跟考古資料之間的界線，本來就沒有分的那麼清。比如說，如果今日在迦太基遺址，挖掘出了一篇迦太基人本該早已失傳的著作，這算文獻還是考古資料？二者都是。
所以，都是研究資料。不管是帳單、公文、詔令、神學著作、小說、編年史，還是墓葬發現，不同類型的資料都有自己的用處，可以提供我們想不同的問題。哪一種重要，很多時候是看研究設定的問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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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Szent István Király Museum
資料來源：
Pohl, Walter. The Avars: A Steppe Empire in Central Europe, 567–822.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