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正一
先從一個真實案例說起
A男和B女是夫妻，某天發生嚴重爭執，兩人互毆，各自都有受傷。於是兩人都向法院聲請家暴保護令。家事庭法官審理後，認為雙方是互毆，便非常罕見地對兩人各自裁定了一份期間為1年的通常保護令。
事發當時，B女搶先通知警察到場，加上那棟房子的所有人是B女，警察依照程序，請A男先離開現場。但A男當時走得太倉促，來不及把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上需要的東西一起帶走。所以A男在聲請保護令的時候，也同時請求B女應該把他的必需品還給他，法院也一起裁准了這個請求。
但當A男依照保護令向B女要求取回必需品時，B女完全不理不睬。A男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請求警察協助強制執行，警察卻以「保護令沒有執行力」為由拒絕了。
那麼，A男到底該怎麼取回自己的東西呢？
法律的美意，遇上了現實的困境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的立法目的，是參考強制執行法的規定，讓警察機關可以把保護令裡面規定的必需品及相關憑證，交還給被害人；如果沒辦法順利交還，被害人也有其他救濟的管道可以走。這條法律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一旦進入實際操作，就出現了很尷尬的矛盾。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的完整條文如下：
第22條 警察機關應依保護令，保護被害人至被害人或相對人之住居所，確保其安全占有住居所、汽車、機車或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
前項汽車、機車或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相對人應依保護令交付而未交付者，警察機關得依被害人之請求，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標的物所在處所解除相對人之占有或扣留取交被害人。
警察為什麼會拒絕？
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的規定，當A男拿到家事法庭核發的通常保護令，而且保護令的主文裡面寫明「相對人B女有義務將A男的必需品交還給A男」，警察機關就應該依照保護令的內容，陪同A男到B女的住所取回他個人生活和工作上的必需品。如果B女應該交付卻不交付，警察機關可以依A男的請求，直接進入B女的住宅，強制要求B女把必需品交還給A男。
從法條文字來看，A男好像可以直接請警察陪他進去B女家把東西拿回來。但在實務上，只要B女不配合，當A男拿著保護令去找警察幫忙，警察幾乎都會以「保護令沒有執行力」為由拒絕，不願意陪同進入。
這個矛盾確實存在於現實中，而且警察的拒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如果B女事後提出抗議並訴諸法律，不但A男可能面臨刑事「侵入住宅罪」的指控（雖然不一定會成立），連陪同進入的警察也可能被B女投訴。
問題的根源，在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設計不夠周延。雖然被害人和警察進入相對人住宅，並不是「無緣無故」闖入，理論上不構成刑事犯罪；但在現實中，很多警察因此被相對人投訴，讓警察非常為難。所以實務上，許多警察對這類案件都非常排斥，態度趨於保守、傾向不作為。
對此，立法者應該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1條及第24條的規定，明確規定這類取交保護令可以作為執行名義，讓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唯有這樣修正，才不會讓當事人在理解和適用第22條時，產生不必要的爭議與困擾。
那現在實務上，A男應該怎麼做？
一、目前實務採取的做法：另外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在現行的實務操作上，面對相對人B女不肯配合交還必需品的情況，採取的都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也就是說，保護令裁定主文中所載明的「取交義務」，可以被視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的「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但如果要讓這份執行名義真正發揮強制的公權力，A男就必須依照強制執行法的規定，拿著這份保護令，另外再向執行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等到執行法院下達准許執行的裁定之後，再由A男自己約好書記官，一起進行強制執行的程序。
二、在這個案例裡，警察的角色是什麼？
A男持有法院核發、可以向B女取回必需品的通常保護令，會出現以下兩種情況：
（一）當相對人B女不肯配合交還必需品
A男手上這份保護令，雖然屬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的「其他執行名義」，但在執行法院尚未做出「准許執行的裁定」之前，這份保護令本身並沒有執行力。
所以，如果B女不肯配合交還必需品，A男不能直接拿著保護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要求警察陪他闖進B女家取東西。
A男正確的做法是：依照強制執行法的規定，拿著保護令另外向執行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取得執行法院准許執行的裁定後，回到一般強制執行的程序，再由A男自己約同書記官進行強制執行程序，同時請求警察以公權力強制B女交出必需品。此時，警察就有配合執行名義的義務，可以動用公權力強制B女將A男的必需品交還給他。
（二）當相對人B女願意配合交還必需品
如果B女願意主動配合，這時候警察的角色就只是陪同A男到場，維持現場秩序，避免雙方再度發生暴力衝突。
結論與感想:
這是我親自承辦過、讓我感觸最深的一次挫折。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2條的條文讀起來很直白——只要保護令已經裁定相對人應交還被害人的生活、職業或教育上必需品，警察就可以依被害人請求協助取回，必要時甚至可以進入住所、強制解除占有。白紙黑字，看起來很有力。
但真正到了現場，完全是另一回事。
警察擔心沒有明確的執行依據，怕被投訴、被究責，甚至被告，往往就是不敢動。法條寫的是一回事，第一線的現實又是另一回事，這中間的落差，讓人相當無奈。
更弔詭的是，同樣這部法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和第24條，對某些保護令明確寫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讓公權力有法可據。但同樣攸關被害人急迫生活需求的第22條，卻沒有做同樣清楚的處理。結果實務上，當事人往往還是得另外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再跑一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等裁定下來，才能真正動到那些東西。
問題就在這裡：如果被扣住的是手機、電腦、工作證件、機車，是那些讓人沒辦法正常生活、正常上班的東西，當事人怎麼可能撐著等法院慢慢走完程序？
所以我始終覺得，這不是當事人誤解法律，也不是警察故意擺爛，而是法律本身的設計就有矛盾。條文一邊寫得像可以立刻取回，另一邊卻沒把執行名義和程序交代清楚，最後所有的風險，全壓在第一線警察和被害人身上。
這樣的立法，說真的，不夠周延，也不夠貼近現實。
若要讓保護令真正保護到人，第22條就該修得更明確，直接賦予強制執行的法律基礎。否則所謂「准許取回必需品」，到頭來很可能只是一張看得到、用不到的紙上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