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遊戲跟文化創作裡，總會從當今的國家界線強調過去文化語言的一致性，卡特里派十字軍（Cathar Crusade）是一件著名的基督教種族滅絕事件，他是教宗權威強盛時期的寫照，更是教宗能干涉他國事務的一次見證，更影響法國未來的文化走向。
獅心王的奧克文學（troubadour 傳統）、倫巴底人、普羅旺斯語、安茹帝國…等，這些被早期學術圈被解讀為「方便稱呼的術語」，在中世紀卻有著實際的紀錄跟地位，僅僅只是因為他們質疑並對抗歐洲的「正統天主文化」，導致不被承認是一個正式且合法的存在，更被打成野蠻圈，今天的普羅旺斯在橄欖油、玫瑰酒、市集等生活方式，仍保留了極強的「地中海特色」，區別於北方的巴黎文化圈。
這是教宗第一次為鞏固教權、清除歐洲內部「毒瘤」以對抗穆斯林的預演動員，更引發貝濟耶大屠殺。隨著阿爾比十字軍的推進，火刑逐漸演變為教會處理異端的「程序」，為後來正式的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奠定了心理與法制基礎。
十字軍幫助法王整合法國的行政與封建統治，英法百年戰爭讓法國產生民族意識，法國大革命誕生了民族國家，最終在現代教育下，完成了語言同化的國族建構。
一、歷史與政治背景
法國南部的奧克地區使用成文法（Written Law），嚴格繼承羅馬法典。城市強調高度自治權（類似義大利城邦），富裕商人與小地主在政治上有較大話語權。法國北部地區使用習慣法（Customary Law），受日耳曼傳統影響，貴族與平民界線森嚴。
這層背景下朗格多克地區並不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他們的語言奧克語(普羅旺斯語)本身跟法語無法互通，反而更接近加泰隆尼亞語。當地貴族視自己為安茹帝國的封臣，圖盧茲伯國是該地區的主要政治實體，城市起源於古羅馬定居點，被稱為「設防之地(castrum)」，卡爾卡松城是知名的代表城市，最初是作為羅馬要塞而建，之後才加固了城牆轉變成封建領地。
安茹帝國則控制著西部的阿基坦公國，在圖盧茲以南和以東的許多地區，阿拉貢王國和加泰隆尼亞公國的文化影響力都超過了法蘭西王國，甚至超過了朗格多克北部。由於羅馬文化的包容性，朗格多克的猶太人很少受到歧視，穆斯林雖然沒有獲得同樣的寬容，但伊斯蘭文學和學術研究受到尊重，是一個宗教異議人士的散居地。
二、異端獵巫開始變成教會主流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後，拉丁移民在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建立了許多二元論的社群，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來自東方摩尼教(明教)的思想，到了12世紀，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等有組織的異議團體開始出現在新興城市化的城鎮，當時西歐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就是今天法國位於地中海的沿海城市，這場文化運動影響了倫巴第人活動的地區。
12世紀末，在科隆，四名來自弗蘭德斯的卡特里派男子和一名少女因拒絕懺悔而被燒死。在此之前，因異端邪說而被處以火刑的情況極為罕見，早期火刑多是由貴族出於政治而非宗教原因，不顧天主教高級神職人員的反對而發起。然而，在這事件之後，此類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
依諾增爵三世致力於恢復教會的政治語普世權力，整合擴大了教會組織的嚴密性，設立了明確的「聖職」並規範誰能行使聖職權力，重建教宗領士（Papal States），在獅心王死後讓英王約翰屈服，並發動利沃尼亞地區的十字軍東征，建立了一個聖母瑪利亞之國(Terra Mariana)，三大騎士團作為聖座的臣民(Holy See)，透過「絕罰」宣布免除其臣民對領主的效忠義務，宣稱：「宗教效忠高於世俗效忠」，一系列的操作為後來的教宗國的官僚極權鋪路。
依諾增爵三世寫下著名的日月寓言(Sun and Moon allegory)，確立了教宗（太陽）對世俗君主（月亮）的絕對優勢。並致信給那些以羅馬總督名義活動的領主，以此為基礎設立了關於異端的第三條教規，確立了對異端教派發動戰爭跟絕罰的基礎，被視為教會至高無上權力的理論，更讓波尼法爵八世寫下「唯一且神聖(Unam sanctam)」的原則，強調只有服從正統天主才能獲得永生，這套理論在但丁寫下君主論(De Monarchia)後，更是教權與皇權辯論最常引用的兩大經典。
三、宗教意識形態成就的鎮壓性滅絕
法國南方一直以來對於十字軍東征的熱情就不高，異端派信徒甚至能進入當地的管理議會，且與天主教家庭和諧共處。當地的總主教並不忠於對人民徵稅，使得教廷無法取得法國南部的宗教稅，因此教宗依諾增爵三世對該地區的總主教進行了絕罰，並派出派駐使節皮埃爾·德·卡斯泰爾諾和熙篤會修士去當地辯論，結果發生刺殺事件，最終教廷發布十字軍東征，派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將領第五代萊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爾擔任軍事指揮，後來萊斯特伯爵成為奧克西塔尼亞(古奧克地區的稱呼)的主要強權地主。
西蒙·德·孟福爾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反對攻擊東正教徒，原因是大家都是基督徒，當依諾增爵三世把其他教派定義為異端跟異教徒後，西蒙·德·孟福爾反而是這場戰爭的劊子手，西蒙·德·孟福爾體現了文化上的同胞情誼，卻也因為政治因素，將它曾經視為同胞的異端全數屠戮。
法國北方貴族進入南部莊園後，拔除當地葡萄園，焚燒田地和農場，屠殺牲畜，燒死當地人。即便在戰爭結束後，火刑跟凌遲從沒少過，萊斯特伯爵指控並燒死140名農奴，布拉姆的領主挖出那些異端的眼睛，割掉他們的耳朵、鼻子和嘴唇，甚至拉斯圖爾押著一名剩嘴的囚犯遊行，讓人民信奉知道異端的下場，這些領主被葬在今天的法國南方聖納澤爾大教堂，更被設立牌匾是當地的聖人與英雄。
這場行動禮南方的精英被處死、語言被邊緣化、法律被習慣法取代，最終國家文化被整合且單一化。這場戰爭裡戰死的南方領主因為絕罰，都被禁止以基督禮下葬，參戰方被視為捍衛傳統道德的聖騎士，在1229年的巴黎條約，法王強迫倖存的南方領主簽下一系列的臣服條約。
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特雷耶對南北文化差異的總結如下：
在十二世紀，如今的法國南北兩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就像今天的法國和西班牙一樣。兩國人民彼此厭惡和不信任。北方人認為南方人缺乏紀律，被奢靡生活寵壞，有些軟弱，過於注重社交禮儀，容易受到商人、律師和猶太人等令人鄙夷之人的影響。南方人則認為北方人粗魯、傲慢、無禮、缺乏教養且好鬥。當時的社會氛圍使得兩國一旦爆發戰爭，必定是一場曠日持久且慘烈的戰爭。
四、統一是建立在多元文化的灰燼之上
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 ）在20世紀創造了「種族滅絕」一詞，他主張阿爾比十字軍是「宗教史上最確鑿的鎮壓性滅絕案例之一」。馬克·格雷戈里·佩格（Mark Gregory Pegg）說：「阿爾比十字軍將大規模屠殺用神聖救贖包裝，將屠殺視為一種愛的行為，是異端與正統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英勇騎士」的浪漫敘事，是建立在「文化與族群」被邊緣化與消滅的遺骸之上，正如詩歌裡那句「人類是沐浴在鮮血之上的猛獸，沒有犧牲就沒有歷史」。
庫爾特·喬納森和弗蘭克·查克成立種族滅絕與人權研究所（MIGS），收錄了歷史中的所有種族滅絕與意識型態的事件，宗旨在於加強人民對政治敏感度的感知，避免意識形態與種族滅絕的再發生，其中就收錄了這場十字軍屠殺的大量紀錄，近代以網路媒體的研究為主，探討被邊緣化的近代年輕人「為何激進化」，並如何被說服加入「意識型態的仇恨事業」。
如果我們要修正歷史，那這些劊子手的教堂該不該拆掉？如果拆掉了教堂，那我的信仰跟文化起源又要去哪裡尋求？我們祖先摧毀了羅馬文化的殘骸，卻因為近代的修正主義，要再次繼承原始的羅馬文化跟異教？
※無關痛癢的冷知識：
這場戰爭也在文學上留下許多著名的文化梗。聖多明尼克（Saint Dominic）的奇蹟，是火驗真理傳說的來源，主張「天主教書籍入火不焚，異端書籍被燒毀」。
有一位想要減少殺戮的將領向教廷欽差詢問：「如果異端跟一個正統的天主教信徒恰好是鄰居，我怎麼區分他們呢？」欽差說：「區分他們是天主的事，你只要把他們都送去見天主，這樣就行了。」
這些內容被用在歐洲的「廢除死刑」討論上，這就是著名的「殺光他們。上帝自會認出祂的人。」Why Not Hang Them All: The Virtues of Inefficient Punish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7, no. 6 1999 pp. S259-269. 在一個認真對待死刑的社會裡，絞死一個人的成本遠低於監禁、看守和供養他五十年。
費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爾（Frédéric Mistral）等人發起「菲利布里吉」運動，致力於復興普羅旺斯語的文學地位，米斯特拉爾甚至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了迎合旅遊業，普羅旺斯的文化被簡化為薰衣草、陽光、懶散的「田園風光」。這種「熱情、慵懶、純樸」的標籤雖然帶來了經濟收益，但卻遮蔽了普羅旺斯歷史上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曾經活躍的詩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