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 2012 年底掌權後，中國的政治氣氛發生了劇烈變化，不再僅僅追求開放與擁抱資本主義，而是轉向強調「黨領導一切」以及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2013 年央視「315 晚會」對蘋果售後服務的猛烈抨擊，標誌著外資企業在中國經營的黃金時代正式結束，也讓庫比蒂諾高層意識到，過去僅依賴台商代勞、缺乏在地政治應對策略的模式已讓公司深陷危險的從屬地位。
為了因應日益嚴峻的政治挑戰，蘋果內部組建了由羅里．塞克斯頓、史蒂文．馬克、戈峻等高管組成的「八人幫」，成員涵蓋營運、零售、政府事務與教育等領域，負責在庫比蒂諾與北京之間建立溝通橋樑並梳理蘋果在中國的敘事。同時，蘋果聘請了精通中文且專精經濟社會學的學者道格．葛思瑞，協助高層理解中國那套與西方迥異的「分權式威權體制」及制度環境，強調蘋果必須理解地方法律背後的政治訴求。在這種環境下，北京當局常透過「以法而治」的手段，例如制定限制派遣工比例的《勞務派遣條例》，這類法規在葛思瑞看來並非為了開罰，而是要逼迫蘋果在「假自願，真強制」的氛圍下做出讓步，藉此換取市場准入權。透過深入研究，葛思瑞發現蘋果與中國供應商的互動模式實際上演變為一種不公平的交易，即所謂的「蘋果壓榨」：供應商必須接受超低利潤甚至虧損，以換取蘋果工程師「手把手」的技術教學與先進設備投資，這場史無前例的技術轉移無意間幫中國建立了一套挑戰西方的國家級產業體系，即「紅色供應鏈」。
為了修補與北京的關係，執行長庫克於 2016 年秘密簽署了一份高達 2,750 億美元的五年投資計畫，其規模之大堪比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旨在透過巨額投資展現蘋果對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的支持。此外，蘋果還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來爭取「官僚保護」，包括打破常規投資叫車新創滴滴出行、在多地設立研發中心，甚至在用戶隱私與審查制度上做出妥協，例如下架翻牆軟體並配合數據本地化政策建立貴州資料中心，使蘋果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逐漸淪為地緣政治的人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