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萬字長文，並接受多家媒體深度訪談，系統闡述了他對中美競爭格局的最新判斷。
沙利文在2021年至2025年拜登執政期間，是對華戰略的核心操盤手；卸任後，他入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基辛格治國方略與世界秩序講席教授——這一職位本身便象徵著美國最高層戰略思想的核心傳承。正因如此，沙利文卸任後的公開論述，被廣泛視為華盛頓頂級戰略菁英圈層最具坦誠度與份量的系統性反思。
幾乎同期發布的2026年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指數報告》（AI Index Report），則以翔實數據描繪了全球AI發展的最新圖景。將沙利文的戰略論述與這份報告對照閱讀，可以發現一個驚人的一致性：美國菁英層已開始正視中國在技術產業化、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執行等維度上的結構性優勢，而這些優勢恰恰是此前長期被低估的。
以下結合沙利文的原文論述與史丹佛報告的關鍵數據，從美國高層戰略視角出發，系統梳理沙利文所承認的中國核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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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與倫比的規模優勢與生產能力
沙利文明確指出，中美競爭的本質差異在於：美國聚焦於突破性創新，而中國則將生產能力、規模優勢和對關鍵投入品的控制置於國家戰略核心。他認為，決定勝負的關鍵不是「誰先做出創新」，而是「誰能以最低成本、最大規模將技術轉化為現實力量」。
史丹佛報告提供了佐證：中國工業機器人安裝量佔全球54%，AI論文發表量、被引次數、專利總量均居全球第一。更關鍵的是，中國在將實驗室技術推向大規模生產部署的速度上，明顯領先於美國。
二、強大的技術成果轉化能力
沙利文在訪談中坦承：「美國傾向於關注『誰先做出創新』，但中國更關注創新的『外溢效應』本身。
即使美國率先突破，若中國在技術部署和應用上更快，且生產所需資源不在美國手中，那麼僅在設計上領先是不夠的。」
這一判斷與史丹佛報告關於「鋸齒狀前沿」的發現相呼應——AI在虛擬任務中表現驚艷（如網路安全任務成功率從15%升至93%），但在真實物理世界（如疊衣服）的成功率驟降至12.4%。沙利文暗示，中國在製造業、物流、城市治理等真實場景中的大規模部署能力，恰恰突出了美國在這方面的短板。
三、關鍵供應鏈的主導與控制
沙利文以詳實數據說明中國的控制力：中國生產了全球超70% 的鋰離子電池，控制了約四分之三的全球電池製造產能，並在稀土加工、藥品原料等領域建立了主導地位。他強調，在AI算力基礎設施（如資料中心、晶片封裝、冷卻系統）的供應鏈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遠超公開認知。
史丹佛報告的數據印證了這一觀點：美國擁有5427個大型AI資料中心，是中國的10倍以上，但這些資料中心的硬體製造、稀土材料、電力設備大量依賴中國供應鏈。報告首次披露，僅GPT-4o一年用於推理的耗水量就足以供應1200萬人的飲用需求——而水冷系統的關鍵部件，中國供應了全球60%以上。
四、堅韌的制度執行力與戰略韌性
沙利文對川普時期對華政策的批評尤為尖銳。
他稱川普「遇強則弱」，被中方拿捏，認為缺乏盟友合作的對華單邊政策是「重大失敗」。他坦承，2025年貿易摩擦中，中方通過精準打出大豆、稀土等反制牌，迫使美方回到談判桌，而川普團隊的關稅武器因中方反制迅速失效。
在評價中國戰略定力時，沙利文表示：「美國改變中國的努力已告失敗，雙方必須學會共存，且中國不會像蘇聯那樣崩潰。」
史丹佛報告關於AI治理的數據也側面反映了中國的執行力：全球AI安全事件在2025年激增55%（達362起），而中國同期通過快速立法和行業標準制定，將重大AI安全事故控制在極低水平。
五、敏銳的創新追趕能力
沙利文以AI為例坦言：「雖然美國模型目前領先，但中國不難趕上。」 他指出，即便在高端晶片出口管制下，中國依然能通過海外資料中心等途徑繞過限制推進AI開發，且面對壓力反而加速自研，晶片自給率從30%升至50%。
史丹佛報告的數據直接支持了這一判斷：截至2026年3月，中美最先進AI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縮小至2.7%。
2025年，美國發布50個重要模型，中國發布30個，但中國在多模態模型、工業AI、機器人等應用導向領域已實現局部反超。
報告還指出，阿里巴巴已成為全球第三大頂級AI模型貢獻者，僅次於OpenAI和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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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從「技術短跑」到「系統長跑」
沙利文的講話與史丹佛報告共同揭示了一個核心轉變：中美競爭的勝負手，正在從「誰先做出突破性創新」的短跑邏輯，轉向「誰能將技術規模化、系統化地嵌入社會與產業」的長跑邏輯。
沙利文以「大國共存」框架收束其論述，呼籲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但他同時警告，如果美國繼續沉迷於技術「首發」的光環，而忽視供應鏈韌性、工業基礎和制度執行力這些「慢變量」，那麼中國在多條戰線上的結構性優勢將最終轉化為不可逆轉的戰略主動權。對美國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追上中國的創新速度，而是複製中國的轉化規模——而這恰恰是華盛頓目前最不擅長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