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覽車開到學校大門外的時候，是早上五點半。
天還沒亮，校門口的路燈一盞在閃，另一盞壞了。司機打了方向燈，把車緩緩駛進校門口的迴車道。就在前輪壓過那條警衛室前的減速條的那一瞬間，整台車像是被一拳從下往上揍了一下，震了一震。
我聽到一聲。
那不是骨頭的聲音。骨頭斷裂會有清脆的「啪」聲。但阿德那一聲是悶的，像一顆熟爛的西瓜從五樓被丟下來、砸在柏油路上的那種聲音。厚、濕、短。
我回頭。
阿德陷進他的座椅裡。
我用「陷進」這個詞是精確的。他的身體向內塌陷了大約三十公分——座椅的椅背是軟的、填棉的，但他的後背、肩膀、整個上半身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往下壓進那塊軟墊裡，軟墊被壓得變形、撐破、塑膠骨架從裡面凸出來。
他的頭垂在胸前。
從我們這個角度看過去，他像是把自己摺成了一張紙，然後被人坐在上面。
同一個瞬間，司機按下開門鈕。車門打開，冷空氣灌進來。
一張牌從阿德的座椅縫隙裡，輕輕地、像一片樹葉那樣，飄了出來。
黑桃 10。
濕的。像是剛從誰的嘴裡吐出來。
司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著車廂喊：「到了！下車——」
然後他回頭，看見了阿德。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老司機的臉。他不是尖叫。他是張著嘴，發不出聲音，腮幫子抖了幾下，然後他的頭歪到一邊，整個人像一塊豬肉從肉鉤上滑落那樣從駕駛座掉下來，昏了過去。
理化老師站起來，走到阿德旁邊，彎下腰，用兩根手指把那張濕漉漉的黑桃 10 夾起來。
他看了我一眼。
「少了一張。」他說。
那是他第三次說這句話了。
——
校門口那場面後來是怎麼處理的，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急救車、校警、訓導主任、家長的哭號、同學之間的互相擁抱、有人對著我尖叫問「怎麼又死了一個」——那一整個早上像被人按快轉的錄影帶，畫面閃得太快我抓不住。
我只記得有個瞬間，我跟理化老師在穿堂擦身而過。他停下腳步，側過臉對我說：
「阿啾，你看起來很累。回家好好睡一覺。」
他的聲音還是那樣，溫和、克制，像在講一堂理化課的最後那句「同學們下課」。
我看著他。他指尖的青紫色，那天已經蔓延到第二指節了。
「老師，」我聽見自己說，「你的手——」
「嗯？」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後笑了，「老了，血液循環不好。沒事。」
他拍拍我的肩膀。
那隻手碰到我肩膀的瞬間，我整個人起了雞皮疙瘩——不是因為冷，是因為熱。那隻手是滾燙的，像剛從很深很深的烤箱裡伸出來。
我後來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那不是他的體溫。那是那十三張牌現在共有的溫度。他的手已經不只是他自己的手了。
——
我回到家的時候是中午十二點多。
我媽站在玄關。她看到我的臉，什麼都沒問，只說了一句「先去洗澡」。我媽是那種會感應到不對的女人——我外婆的女兒，從小也有一些小小的靈感，但她嫁給我爸之後就刻意把那條線切斷了，像剪掉一條通往別的宇宙的電話線。
我洗完澡躺在床上。
然後幻聽炸開了。
從小到大，那種沙沙聲都像遠方的一台舊收音機。但那天下午，它像是有人把收音機塞進了我耳朵裡，然後把音量轉到最大。我整個房間都是那種指甲刮過牌面的聲音——沙、沙、沙、沙，像在洗一副永遠洗不完的牌。
我爬起來。
我打開衣櫃。
我把所有口袋翻出來確認那張 A 還在外套口袋裡——在。它冰得讓我的指尖立刻縮了回去。
我關上衣櫃。坐在地上。
我想到了一個人。
——
外婆住在我們家巷口轉角、走路五分鐘的一棟老公寓二樓。她一個人住，我媽每隔幾天會帶便當過去。
我按電鈴的時候沒什麼力氣。我本來想的是隨便找個藉口——說我想她、說我肚子餓、說我想吃她滷的豆干。
但外婆開門的那個瞬間，她的手停在門把上。
她盯著我看了大概三秒。那三秒我站在她家門外，走廊的日光燈在我頭頂嗡嗡響。
然後她退後一步。
「你進來。」她說，「但你不要坐沙發。先站著。」
我愣住了。外婆從來不這樣跟我講話。她從來是「先坐、先喝水、先吃點東西」。
她沒有馬上轉身。她站在門邊，低頭，像是在看我腳邊的地板。
「你身上跟了東西。」她說，「而且不只一個。」
我張開嘴，本來想笑著說「外婆，我就是失眠啦」。但我發不出聲音。
她去廚房，從架子上取下一個鐵盒，從鐵盒裡拿出一把乾艾草，點燃。她拿著那把冒煙的艾草，從我頭頂到腳底、再從腳底到頭頂繞了三圈。煙很嗆，但我不敢動。
她把艾草放進陶碗裡捻熄。
「坐。」
我坐。
她給我倒了一杯熱水——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熱水，是艾草水。她的手沒有抖，但她的肩膀繃得很緊。
「說。」她說。
「外婆，」我開口，「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
「不用從頭講。」她打斷我，「你就說你現在最怕什麼。」
我愣了一下。
我想說我怕阿強的樣子、怕阿堅的樣子、怕阿德陷進座椅裡的樣子。但我沒說。那些不是我最怕的。
「我怕……我本來就不正常。」我聽見自己說，「我從小就有幻聽。我以為那是耳朵的問題。但我現在覺得，那從來就不是耳朵的問題。那是一個東西。那個東西一直跟在我身邊，從我有記憶以來就跟著。現在又跟上來一個新的，它……它比第一個可怕很多。」
外婆沒有說話。她從我對面站起來，走進她的臥房。我聽到抽屜的聲音。
她回來的時候，手裡是一個紅色的布包。
她把布包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沒有打開。
「這是我以前帶你上陽明山那次，答應過你長大要給你的東西。」她說，「你那時候四歲，你說你聽得到樹在講話。我就答應你。」
我沒有印象。但我相信她。
「這個你先收著。」她說，「我不會打開給你看。也不要現在看。等你真的相信你看到的、聽到的那些都是真的，你自然會翻開。翻到哪一頁，就是那一頁要給你的。」
「外婆，」我說，「你翻給我看不就好了？你知道裡面寫什麼吧？」
她搖頭。
「這本書不是我的。」她說，「我替你翻，裡面的字就不是給你看的字了。每個有這個體質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本。這本是你阿祖留的、你阿祖給我、我給你。裡面的字，只給下一個人看。」
我把那個紅布包拿起來。輕得像空的，但又有一種說不出的分量。
她拉住我的手腕。
「還有一件事。你要記住。」
她的手指比我想像中有力。
「你身上那兩個東西——一個是從你出生就跟著你的，那是你阿祖留給你的體質，它不是壞的。另一個是最近才跟上你的，那是外來的，是別人的惡意借別人的手送過來的。」
她的眼睛盯著我，很認真，很累。
「你阿祖那個，怕後面那個。但——後面那個，比你阿祖那個更懂你。」
我的心跳漏了一下。
「所以，」她說，「你不要以為你身上那個老東西會保你。它怕新的那個。它會躲。你要自己想辦法。」
她放開我的手腕。
「去吧。回家。別讓你媽擔心。」
——
我回家的時候，下午的太陽還沒下山，但天色已經有點黃了。
我進我房間，把紅布包打開了一層——只拆到能看到裡面那本小冊子的封面。封面是深藍色的硬紙，上面沒有字。
我沒有翻開。
我把它放回紅布包，把紅布包放進一個我小學留下的紙箱——那個箱子裡放著我小學的美勞作品、幾張獎狀、一本我從沒看完的《少年福爾摩斯》。
我把紙箱推到衣櫃最底層。上面壓了兩個裝冬衣的塑膠收納袋。
然後我坐在床上。
我跟自己說：等我真的相信的那一天，我再翻開。
我那時候不知道，我這輩子都沒有準備好那一天。但當那一天真的逼到我眼前的時候，我還是得翻開。
——
那天的後半段我睡了很久。醒來的時候已經隔天早上。手機上有三十幾通未接來電，是其他同學的。每一通我都沒回。
外婆在我離開她家那天之後三個禮拜，進了醫院。
她沒出來。
醫生說是急性肺炎。
我後來才知道，那不是肺炎。那是她幫我點完艾草、幫我繞完三圈之後，有些東西從我身上被逼到她身上。她吃下了我的一部分。
她臨終前沒有跟任何人說話，除了握住我媽的手，說了一句：「那孩子以後會翻開那本書的。你不要攔他。」
我媽那時候不懂。
她後來把這句話跟我講的時候，已經是三年以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