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我來到殯儀館特別為私人禮儀師保留的工作空間，憑著工作證去殮房申請領往生者的遺體。工作人員協助我將謝媽媽從冰櫃中移到大體推車上，過來之前，已經去她的臨時靈堂上過香。送行時的尊重對於往生者而言是他們唯一僅存的尊嚴。
我是個私人禮儀師。接受私人的委託，靜靜的送人最後一程。我把工作間的溫度調整到慢慢解凍大體的溫度，將屍袋解開，小心地請謝媽媽移動到待會幫她入殮的工作床上。我還記得謝媽媽希望我幫忙的「最後請託」。
某天我依約來到醫院的會談室見到打電話給我的委託人，出乎我意外的，這次的請託人居然是往者本人。
我對著這次請託人—謝媽媽，解釋著私人禮儀師對儀式的過程。
謝媽媽，癌症末期。她說自己已經經過了幾輪的化療、標靶治療，身體的狀況自己心理最清楚，她能支持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謝媽媽的女兒不願意放棄，她說：「我這輩子基本上只有讓惟鈞失望的份！」謝惟鈞是謝媽媽的大女兒。「從小沒給她們一個完整的家庭，先生好賭又貪杯，家都被他敗掉了，經濟上只剩下我一個人撐著，我覺得惟鈞婚姻的失敗也是我造的業。」
惟鈞離婚了，自己帶著一個小孩。
對於第一次的會談，尤其請託人又是往者本人，她對過去的因果有很深的執念。謝媽媽想走，但是又不想讓女兒失望，她被癌症拖磨著、也被化療侵蝕著，同時也被家人的希望拖著。
對於最後一段路的陪伴，私人禮儀師認為送行人與往者之間需要的是彼此的「諒解」。
通常私人禮儀師會建議私下、低調的家祭儀式。如果是熱鬧、公開的祭禮，我們通常會選擇避開。如果家人連內心想告訴往者的話都不能說，無論是哪種儀式都是沒有幫助的！私人禮儀師與一般的喪葬行業不同，不論宗教的信仰如何，委託人只能接受私人禮儀師的儀式，沒有選擇的自由，但是禮儀師會嚴格執行職業道德規範的行為準則，保證儀式的嚴謹與對往者的尊嚴。
我們約了一個禮拜後再度會面。謝媽媽看著我笑著說：「放心，我會活的到下禮拜的。」
控制好室內的溫度，我必需讓大體慢慢地軟化，好讓往者能夠在儀式進行的時候保持在最佳狀態。一般的禮儀社會委託大體化妝師，私人禮儀師通常都會自己執行整理大體的儀容，我必需長時間的待在工作室中陪伴往者。
謝媽媽的大體在昏暗的燈光下，浮著一層白雪似的霜，我必需將融化的霜水一點一點的拭去。讓大體保持生前的遺容唯一的方式就是用時間換取，只有緩慢才不會在回溫的過程中讓大體的水份過度流失。我總是希望能自然維持遺體的樣子，如果只靠過度妝飾，用盡一輩子活在生人中的記憶怎麼映著躺在哪的往者。
我只是讓她一如往常。
入殮結束後，我請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將謝媽媽推到獨立靈堂。隨後，我做著最後的修補，緩慢的解凍過程中，謝媽媽慘白的臉上也有一些紅潤了，氣色看起來不錯，不像一般癌症病人過度的化療後蠟黃的臉色。
來參加家祭的人只有謝惟鈞與她的女兒。
私人禮儀師的使命是搭起人生最後一階段中往者與送行人之間的橋樑。如果心裡鬱積的話不對往者說出來，儀式基本上是沒有靈魂的。謝媽媽生前我跟她最後一次會面的時候，她跟我提到其實除了惟鈞之外還有一個小兒子。「我和前夫離婚的時候被婆婆加強行帶走的。很久很久沒有聯絡了。」
「你可以幫我找到他嗎？」這是謝媽媽對我的最後的請託。
惟君的情緒表面上是平穩了。眼眶紅著，但是比起剛接到醫院發出媽媽病危通知的時候萬般不捨的樣子，似乎是已經接受媽媽往生的事實。
「惟鈞，還有什麼話想對媽媽說？」
惟均往前跪走了兩步，靠近停放媽媽的靈柩。
「媽，對不起，沒有讓你過上好日子……」一句話還沒說完惟鈞已經哭倒在地上。
隱忍多時的眼淚潰堤。
謝媽媽跟我提過她年輕時候的日子多難過：「先生酒醉後就會開始動手打人，我只能把惟鈞跟她弟弟藏在臥室的衣櫃裡，他打我沒關係，可是我無論如何都要保護衣櫃裡的孩子。孩子受傷了就真的是我當母親的失職！」
「孩子是我最後活下去的希望。」
我看著她點點頭，我可以體會謝媽媽的感受。
「維鈞很年輕就出社會，她希望能讓我過好日子。可是我卻拖累了她……」謝媽媽娓娓道來惟鈞因為長期工作忽略了家庭的經營，事業上已經小有起色了，可是先生選擇了另外一個選擇，他們唯一的女兒留給了她。但是，惟鈞還沒有從離婚的打擊中爬起來，媽媽又生病了。雙重打擊下，維鈞變賣公司股權，她決定陪著媽媽積極的治療癌症。中間一度好轉，沒多久後病情急轉直下，醫師宣布只剩最後三個月的時間。
惟鈞忍住了激動，靠過去貼在謝媽媽的臉龐上，對著媽媽輕聲細語地說了一些悄悄話。惟鈞叫女兒過來，孩子還小對於人的生死沒有概念，惟鈞對她說：「婆婆要去很遠的地方，你抱抱她吧！」孩子聽話的抱抱外婆，親了她的臉龐一下。
孩子的擁抱代表著最大的親近。孩子的吻代表了最大的愛意。
至於最後的請託，喪禮完成後我透過關係找到了謝媽媽失蹤多年的小兒子，並讓維鈞帶著他一起去媽媽永居的納骨塔牌位上香，盡人子該有的孝道。
我在門口等著她們姐弟出來。謝媽媽有遺言交代我跟惟鈞說，她想告訴她的女兒：「我很享受生命最後半年跟你生活在一起，惟鈞未來的路還很長，好好的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