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一書之中，批評歐巴馬任內的技術官僚治國，說他們大談推力與誘因(雖然沒指名，但看來是劍指Cass Sunstein等人)，試圖把一切價值觀衝突，轉換成純經濟學策略。
他以氣候危機為例。歐巴馬顯然認定，否認全球暖化危機者，是因為對數據有錯誤認知，或乾脆說拒絕承認事實，因此官員有必要把正確資訊傳遞給大家。這隱隱預設，只要大家承認「科學事實」，就必然會肯定「有效政策」，譬如投資綠能，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至於「科學事實」說了些什麼？「有效政策」又包括哪些內容？而哪些說法既不科學又很沒效？全是技術官僚說了算。當技術官僚從成本效益分析出發，對於什麼是科學事實、什麼是有效政策有絕對詮釋權的時候，那些反對聲音就變成笨蛋與不理性的代名詞。
在桑德爾看來，這看似價值中立，實際上卻排除了政治決策的道德與信任元素，因為它跳過了衝突、討論與形成共識的過程，而把權力直接交給特定的一小群人。表面上是只論事實，但其中的價值觀預設卻是強到不可思議，或者更直白地說，這一點都不民主，或許還很極權。
或許有人會質疑，那強調道德和信任，又能帶來什麼具體的改善策略？難道氣候危機不是只能靠科技來改善嗎？我認為，這正是把決策權全部交給技術官僚的最大弊病，就是預設科技發展或制度設計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或至少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
這不是在責怪技術官僚，但如果政治只是聽從技術官僚的建議，顯然會有一些問題。譬如全球暖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排碳量的年年增長，而排碳量增長又來自三大動因：碳密集度增長、生活水準增長，以及世界人口增長。
所謂碳密集度，是指人類活動的排碳量程度。人類許多活動都需要用到能源，而歷來大部分用電都是來自於燃燒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所以耗費能源越多的活動與產品，排碳量也就會越高。降低碳密集度最為根本的方式，是研發綠能與省電科技，這也是技術官僚最為強調的點。
然而，生活水準的增長，或更更為廣義的生活習慣，也可以是減碳的關鍵。我們不妨想一想，哪些高耗能的產品或活動，真的是生活所必須，又真的提升了文明程度與幸福感受？資本主義鼓勵消費，而消費越多就必須生產越多，耗能也就越多，這算不算是一種透支未來？有沒有可能，我們一邊犧牲某些物質享受，一邊又提高幸福指數？
此外，無論是綠能產業、省電科技或是生活水準的反思，都必須獲得社會大眾的真心支持，才有可能順暢運行。這裡的真心支持，指的是大家不僅理性上知道該怎麼做，情感上也願意積極思考與行動，這就必須先獲得民眾的信任與參與，營造出共同承擔、共同努力的集體認知。這或許很不容易，卻是民主政治的理想。
說實在話，我不確定氣候危機這種規模的事件，是否該完全按民主價值觀來應對。但桑德爾的確敏感地意識到，技術思維(或說強調實證)如何漸漸侵蝕民主價值的根基，甚至演變成反民主的論點。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對民主政治的強烈挑戰。有人認為，民主制度相對比較容許改革聲音，也比較能承受改革的成本與風險，我不確定這是否為真，但至少在氣候危機的應對上，是民主制度接受徹底考驗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