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是由各式各樣的「人」所組成，那背後的人性和社會背景總令我深深著迷，曾經也有這麼一位藝術家，對於為疾所苦的底層人物投以關注，讓醫病關係重現在藝術史中。今天想從引述文獻的角度談談「竊盜癖」（Kleptomania），此字的英文是由klepto（竊盜、偷竊）和mania（癡迷到癲狂的程度）組合而成，意思是對偷東西懷有走火入魔的狂熱，不管竊盜已經是犯罪的一種依然奮不顧身地去做，難以控制自己。
竊盜癖被歸類在精神病學裡起於19世紀初期，在那之前，竊盜癖常常被視為犯罪，狂症患者甚至被視為魔鬼附身，被忽略是強迫症/疾病的一種。之所以獲得關注，與浪漫主義息息相關，浪漫主義重視個人性和自我的實踐，其中很大一個特徵是對瘋癲/理智的研究。在法國大革命自由的旗幟之下，看似在理智的相反端的精神患者實踐不同於民主的「自由」，在秩序混亂打破又重建的時代，何者為瘋？誰人是狂？怎麼樣的失控是能被容許的，怎麼樣的失序會引響這個社會而應該被體系/機制收編管理？...等等種種的界線設定成為醫生們討論的議題。
竊盜癖作為一種精神隱疾，曾於1822年被法國畫家傑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繪記下來。當時鬱鬱寡歡的傑利柯，受到巴黎醫生Dr. Georget的鼓勵著手畫了十幅病人肖像畫，這群病人各自執著於唯一的興趣癖好，包括竊盜、綁架、賭博，當時醫生對發狂的病人抱持著興趣，對他們為何發狂、背後原因還有體現在臉上的表情細細進行臨床觀察，傑利柯跳脫傳統藝術的框架，去寓言、宗教的象徵元素，回歸到實際敏銳觀察現實，最終將真實且未經修飾的面容呈現在畫布之上。
傑利柯的十張癲狂病症肖像畫系列作品，起於1820年，完成於1824年，當時對這樣的精神疾病尚在研究初期，時間快轉，到1937年，當時流行的精神分析也被應用在「治療」狂症患者之上，在著名推理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小說《尼羅河謀殺案》（Death on the Nile）中，對其中一位角色梵舒樂小姐便是這樣描述的：
「是的，她（梵舒樂小姐）控制不了自己。你知道，但她確實……嗯……喜歡拿別人的東西，特別是珠寶。那正是我（護士）為什麼隨時都得跟著她的原因。一點也不是因為她的健康，而是為了她這怪癖。我得經常保持警覺，幸而我跟了她這麼久，倒沒有發生過事故。」
這裡對梵舒樂小姐的介紹很有意思，梵舒樂是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中年婦女，她的生活並不匱乏，而且偷竊很有可能害她失去自己的名聲，因此才聘用一位護士隨時預防。儘管如此，她仍然「控制不了自己」，表示竊盜犯是身不由己，偷盜物品並非出於慾望或貧窮，而是偷東西本身帶來滿足。當時的治療方式對於竊盜癖的治療，著重在精神分析層面，借書中醫生之口是這樣敘述的：
「他（醫生）...說這種病人的確身不由己。他的診所也有不少偷竊狂的病人，起因常常是由來已久的神經系官能病。」珂妮亞敬畏地複述這些話。「它深深根植於潛意識裏；有時只是由於孩童時期發生過的某些小事。他治療的方式就是讓病人回憶往事，記起那些小事是什麼。」
從該書中看得出來，在1937年，竊盜癖並不罕見，當時普遍的治療方式是透過精神分析來找出原因，如書中醫生所述「它（疾病）深深根植於潛意識裏」，患者可能經歷過童年創傷、可能對偷竊癖有走火入魔的偏執。病人的病識感近乎於零，往往深埋在潛意識中，被掃到心靈角落的一隅。
她（梵舒樂夫人、竊盜癖患者）總說是壞人放在她那兒的，從不承認自己有拿東西的怪癖。所以如果你當場逮個正著，她便會乖乖返回床上去，一面說只是出來看看月光，或是什麼的。
時至2021年，現在對於竊盜癖的治療加入了藥物輔助以及認知療法，從原本精神分析的層面，回歸到患者本身對偷竊行為的認知，如何解讀偷竊行為，回溯出沈迷的原因。精神疾病一直是現代文明中沈默的殺手，而治療的派別亦與時漸進，這次窺看精神病患者的在繪畫和文學中的再現縮影，亦簡單作為文明和瘋癲、理性和痴狂這廣大研究議題的腳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