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標準時間」毫無疑問是現代的產物。
十九世紀以前的人，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要去統一每個地方的時間。如果你生活在農村，你不需要知道現在是幾點幾分，因為你的時間感是大塊大塊的。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多長時間，也是看太陽的猛烈程度而定。就算你生活在城市，你也不需要知道其他城市同一時間是幾點幾分。霍布斯邦在《革命的年代》一開頭就提醒我們，即便到了 1820 年，假如你從倫敦要寄一封信到德國漢堡，漢堡那邊的人至少得等上一個星期才會收到，因為倫敦到漢堡這條郵路，每三到四天才會有人跑一趟。這都還算快的，霍布斯邦繼續提醒我們，1789 年7 月14 日，巴黎的巴士底監獄被攻陷，然而法國北部的佩羅納鎮卻是到了28 天之後才聽到消息。
「中原標準時間」之所以出現，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鐵路的發明與普及。為了製作車班時刻表，歐洲人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標準化時間」的需要。
我們現在熟悉的這套時間系統，是到了 1884 年才正式成形的。1884年 10 月，25 個國家的代表都來到了新大陸的華盛頓特區參加「國際子午線會議」，是在這場會議上，人們才正式決定將那條通過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子午線定義為0 度經線，並且將全世界區分成24 個時區。
以上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歷史事實。如果你對「時間感」這個議題有興趣，你只要花一點點時間搜尋，就能夠找到上面這些材料。然而，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能夠像班奈迪克．安德森那樣，從成千上萬的平凡素材當中，洞察出「時間感」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深刻關聯。
安德森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帶來了兩項新興的商品──報紙和小說，這兩項商品深刻地改變了所有人感受時間的方式。
報紙，其實是一種非常特定的對時間的理解。假設一份報紙有八個版面，無論前一天發生多麼多的事情，或是只有多麼少的事情，它都還是八個版面。一份報紙，它不斷不斷告訴讀者的潛在訊息就是：你正在閱讀的，是前一天在政治、社會、經濟、體育、文化⋯⋯等領域當中最重要、你最需要知道的訊息。
並且這些訊息是有明顯的地域範圍的。如果你在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說衛福部宣布明天開始民眾可以接受疫苗接種，你不會誤以為是菲律賓人明天要開始施打疫苗，也不會誤以為是美國人明天要開始施打疫苗，你會知道是台灣人明天開始施打疫苗，因為這份報紙有一個很明顯的讀者範圍，那也就是台灣人。
安德森指出，18、19 世紀的殖民地人民，正是在日復一日儀式性的報紙閱讀當中，產生了一種新鮮但深刻的時間感，那就是「前一天所有發生的重要的事，都是由這份報紙的所有讀者群所共享的，並且只有這個群體」。換言之，透過報紙的閱讀，殖民地的人開始意識到，每一天、每一天的重要事件，都是由同在殖民地的同一份報紙的讀者群所同時性地（simultaneously）經驗到的。
而這，安德森指出，便是形塑「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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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德森和他的經典之作《想像的共同體》，如果你還想多知道一些，歡迎你收聽我的 Podcast 節目「衣櫥裡的讀者」第 7 集：想像的共同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