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華橫溢的文學青年
秋霞用黯然的聲音說起前塵往事來，這觸及到我心裡的傷痕，我呻吟起來，如果她不在，我一定放聲大哭無疑。
「我想起來了，我的確收到了你們所捐的東西。」我心神喃喃地說，這些東西一直在我身邊，用壞了我也沒丟棄一直到出獄才帶回來的呀，但是我並沒有說出來。
這篇寫於1989年的〈吃豬皮的日子〉中，葉石濤描述一位「僥倖保存一條老命，從那惡魔島回來」的老師，孑然一身，只好在自來水機構當臨時工友。某晚下班後去吃碗豬皮湯，巧遇舊識，才知當初獄中所收餽贈來自學生，無比感傷。這位老師的遭遇，可能就是葉石濤的親身故事。
葉石濤生於日治府城的打銀街，青年時期耽美浪漫的文筆深受作家西川滿賞識，受邀擔任文藝臺灣社的助理編輯。翻開作家年表可以發現，他在戰後初期仍創作不輟，在新生報《橋》副刊、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等發表多部長短篇小說、隨筆、評論。對於寫作懷抱熱情的葉石濤，曾自言這是「心靈收穫豐盛的戰後四年」。然而在蟄伏的文學夢逐步起飛時，卻遭來迎面重擊──他因「知匪不報」的罪名，繫獄三年。
1951年某個秋夜，葉石濤遭到逮捕。他在日後回憶中曾經頗感憤恨地表示，自己竟是因為5年多前（1946年）的瑣屑事情而被捕，他早已把當年的生活細節都遺忘了。而這「瑣屑事情」，便是他曾與陳福星、黃添才等人的往來互動。根據臺灣後備司令部「黃添才叛亂案」檔案，葉石濤在接受訊問時表示，自己戰後擺脫日本兵身分，返回家鄉，希望學習漢文，因此與同學相偕前往黃添才所經營的書店。在自傳體小說〈紅鞋子〉中，我們則可看見簡阿淘首次至書店的過程。除了獲贈書籍，並遇見了資產階級打扮、說得一口道地東京腔、欲幫忙蒐羅蘇聯文學作品、很懂文藝潮流的老洪先生，這使得簡阿淘「對他產生莫名的好感」。當時的葉石濤並不知道辛阿才（本名黃添才）為省工委臺南市街頭支部書記；也不知道這位化名「老洪」者，便是當時省工委的省委書記陳福星。
從葉石濤同學朱有明的筆錄內容可以發現，葉石濤更曾與多位友人私下邀約陳福星至家中講解社會及政治問題。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身處時代滔浪裡的23歲青年葉石濤，自陳福星處獲知臺北發生事件，受其鼓動，聯絡臺南二中的同學印製傳單標語，四處散發。朱有明表示傳單是葉石濤以日文寫就，由他譯成漢文，「內容大意是鼓動人民罷免陳儀，給台灣人完全的自治等」。而葉亦在訊問筆錄中自承：「當時不知道共匪叛亂，誤買匪黨書籍散傳單、要求地方自治是不對的。」
在〈紅鞋子〉中，經歷二二八事件的簡阿淘，儘管一心閉關只求漢語程度精進，仍在1951年秋天被逮捕，送至警察局接受訊問，翌年被移送臺北的國防部保密局。關押一年後，又被移送軍法處看守所等待判決。1953年，軍法處第一次開庭，簡阿淘聲淚俱下地說，為了早日駕馭祖國語言，又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讀到「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因此才借閱了毛澤東著作《新民主主義》。聽聞此抗辯，檢察官與審判官臉上浮起「曖昧的苦笑」。此處作者雖未點破究竟「是不是他的陳述荒謬而引起的」，卻可讀出正是簡阿淘直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間幽微之處，審判官們才會不知如何是好地苦笑吧。
- 看不見的命運之手
過了一個多月，簡阿淘才又被押去開第二次庭，而此次的問訊方式與先前大相逕庭──軍事檢察官不再言語恫嚇，措辭也較為和緩；三名審判官詳細詢問身世、求學歷程及與吳多星（陳福星）與辛阿才（黃添才）的交往過程，「並不駁斥他的陳述，任他用拙劣的北京話答辯下去」。
耐人尋味的是，究竟這一個多月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查閱1952年11月21日安澄字第4807號聲請書，以及1953年1月28日安度字第0236號裁定書資料，我們可以發現，葉石濤等14人原以「聽受反動言論暨閱讀左傾書籍均在懲治叛亂條例公布施行以前尚無繼續狀態難以叛亂罪論處」，經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審判官裁定交付感化，感化期間另以命令定之。此處所指《懲治叛亂條例」，是戒嚴時期的特別刑法，於1949年5月24日經立院三讀、同年6月21日總統公布實行，為當時政府處理政治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據之一。對照訊問筆錄內容，可知葉石濤所犯罪行──聽受反動言論和閱讀左傾書籍的時間，皆在戰後初期的1946年前後，亦即《懲治叛亂條例》施行之前。軍事檢察官認為罪行並未持續，僅依條例的第8條第1項第2款，向軍事法庭求處感化教育，審判官亦據此發出裁定。
當時的政治案件審判流程，主要由軍事檢察官依據調查機關的偵辦結果，起訴被告，爾後在軍事法庭進行初審。軍法官會將初審判決送呈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參謀總長或總統府參軍長等核閱，這些決策層級的長官再將判決連同意見上呈總統，奉核後才會發出終審判決。葉石濤的判決亦是如此。在1953年1月28日初審裁定感化後，5月18日國防部發下廉龐字第1179號命令，向保安司令部轉知，時任總統蔣介石於1953年5月13日、強仁字第3079號代電核定：「葉石濤吳添福二名有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之罪嫌均極重大，應續以偵查，另擬呈核。」這紙核覆命令，便使得葉石濤等二名被告，走上一條不同於其他交付感化者的命運。他的人生從此產生劇變，成為核覆制度下的直接受害者，但本人可能自始至終都並不知曉此間緣由。
是年6月26日，檢察官改以觸犯檢肅匪諜條例第9條，再度起訴葉石濤。7月10日，保安司令部判決：「該被告自35年（註1946年）秋既已明知黃添才陳福星等為匪情形乃於39年（註1950年）6月1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公布施行後以至40年（註1951年）7月28日黃匪添才被捕及同年9月21日該被告被捕為止迄未向政府告密檢舉自應依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罪論處」（審三字第57號判決書）。葉石濤被認定知識程度甚高，豈能不知黃添才與陳福星為匪諜，卻直至檢肅匪諜條例施行、被捕後，遲遲未向政府告密為由，求處有期徒刑五年定讞。
- 我的勞動是寫作
作家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他哪裡知道這個夢獸也需要靠麵包生活，而麵包並非終日作夢就可以得到的呀。
葉石濤在1954年獲得減刑，結束三年牢獄歲月，此時已30歲。出獄後的他，為謀餬口在自來水公司當臨時工友，一年後才回到校園重執教鞭，約莫十年後才敢重拾停頓許久的筆桿。他曾於獄中許下心願：「我始終相信我作為一個臺灣作家，責無旁貸的任務就是觀察和記錄──在每一個臺灣歷史的階段裡，受難的臺灣民眾離合悲歡的真實人生以及他們內心裡的創傷。」於是他白天擔任小學教師，辛勞一日後，夜裡化身夢獸，在小小書桌前孜孜不倦地辛勤寫作。往後葉石濤發表大量評論，強調臺灣意識，主張必須以臺灣為中心來進行創作， 文學巨人身影巍然屹立。但在他那些涉及慘白歷史的小說中，我們卻會讀到孱弱失意的身心，以及字裡行間滿溢的淚水，那都是國家暴力帶給作家的傷痕。2018年葉石濤逝世十周年前夕，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透過撤銷判決的公告儀式，宣告國家正式平反了包含葉石濤在內的1505位受難者。逝者已矣，來者猶可追。直視過去，清理威權時期留下的累累傷痕，以民主基礎為錨，航向未來，永不重蹈覆轍。或許臺灣真能成為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國家。
參考文獻
葉石濤，《臺灣男子簡阿淘》
――――――，《紅鞋子》
――――――，《追憶文學歲月》
國家檔案管理局藏「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