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人願意關注原住民族議題的當下，如何記憶歷史傷痕、對我們來說也是如何開啟歷史正義想像的提問，而此刻我們最需要的是將討論擴展開來，對歷史正義的工作不斷釐清、撥開國族認同的迷霧，探勘正義的路標。
面對結構暴力的成因，族人容易被個體化看待
結構暴力的種族歧視，呈現在當代原住民社會就是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我們談加分政策造成的誤解，土地政策對傳統領域跟自然主權的剝奪，或者社會輕視語言文化而導致主流媒體異化原住民的現狀，一部分來自於原民與非原民之間的記憶與想像的差距。結構暴力之所以不容易被完整檢視，不只是因為其暴力形式與層次超過我們多數人的認知，更來自於國家政策藉由建立統治正當性為自身暴力穿戴的面具——比如，加分政策事實上從未通過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全盤討論跟檢視，是中華民國單方面施行的政策；又比如土地政策排除私有地之後，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開發的壓迫，讓一個應該從部落主體出發的集體決機制，被操作為當地族人與資本開發邏輯之間的政治鬥爭。最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很多年輕夥伴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面對的偏見與歧視言論或行為，容易被歸類為「個人責任」、而非「族群不平等」與「長期被環境塑造的偏差形象」…等等深入的討論。這種扁平化看待結構暴力與集體暴力的現象，其實是同時繼續加深族人對台灣社會的無助與麻木感，自然也是在激化族群對立文化的環境跟氛圍。
原住民族偏見與刻板印象在台灣不斷被放大時，另一方面來說，原住民族人身為文化個體的焦慮，則圍繞著語言文化弱勢的孤寂。孫大川曾直言原住民族處在夕陽落日的風景裡；微歧視方興未艾的討論，代表的是身為都市原住民更頻繁地面對國族認同與歷史記憶的身心摩擦，殖民者自上個世紀喊到現在的族群融合和諧共處，在身心失調的族人見證下不攻自破。近年終於看到原民會出版關於原住民族過去對抗殖民體制的重大歷史事件紀錄，這些顯然代表歷史傷痕記憶的關鍵陳述，從刻意被遺忘到終於被系統化整理（也可能是一種官方論述的收編），我們走了很久，仍然未走到那個，我們以為的、願意將原住民族視為集體權利實踐嚴肅看待的，新的國族認同結構。
真相是不斷揭露的過程，認清加害者是歷史創傷療癒的第一步
扁平化的正義想像是阻礙我們邁向理解的最大絆腳石，在原住民族集體權的對立面，仍有人刻意選擇忽略身為受創島嶼的一份子，以為除了當事人（如原住民族與國家的二分法）以外，自己與實踐正義的體系毫不相關。以歧視笑話來嘲笑原住民族的人群，多數並不關心歷史正義的內涵、不願涉及原住民族處境的討論，以至於制度與資源分配的當下，任憑自己墜入反動的修辭——「我身邊的原住民看起來不需要加分」，或者「你不會說族語憑什麼當原住民」——在這些情境裡未及為自己巨大的歷史處境辯解的多數族人，只能選擇沉默隱忍；此時加害者的無知與受害者的沉默背後，是整個社會喪失自我覺察能力的危機，也是結構暴力的現實，我們都是倖存者，我們也都是受害者。
指出國家政策對原住民族的暴力結構因而更為急迫，如果放任制度繼續複製不平等的處境，對抗在語言、文化與再現文化的權力上起身對抗，那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進一步認清加害者的面孔。這是一場倖存者與結構暴力的抗爭，這也是一段身為當代原住民必須攜手走過的路程。在布農族的觀念裡，Lainihaiban延伸為歷史，字根來自於「走過的路」——正如一名身手矯健的布農人懂得沿途做下記號，以身體去貼近稜線與山谷的輪廓，我們也應該期許自己成為貼近歷史的人，以反身批判與思考作為獵刀，累了就搭建工寮，明日繼續翻越，直到我們能自由的喊出自己的名字，走回歸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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