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難中看見上帝
因為絕對信仰上帝，因此願意侍奉上帝。但上帝在哪裡？除了天國的上帝，光殿的上帝，教堂的上帝，上帝究竟在哪裡？
曹慶是虔誠的基督徒，早年就應允上帝，要去「做別人不做的社會福利工作」。他揣摩上帝的視角，想像上帝如果看向人間，會先看見哪一種邊緣人？
他的答案是植物人。
曹慶看見的不只是植物人癱瘓在床的痛苦，更有家庭付出的龐大代價－－植物人的醫療照護足以拖垮整個家庭的生計。
一九八○年，他從台糖退休，背著一個大背包，帶著幾十份北方乾糧侉餅，開始全省走透透。
他以五年的時間收集植物人及捐款人資料，其間不僅被罵成瘋子、騙子，連狗都落阱下石，跑上來咬他幾口。一九八六年，他成立創世植物人安養院。房子是租來的，相關設備幾乎是一應俱無。安養院開張前兩天，管帳的女孩拿著存摺衝向正在廚房洗地的曹慶，滿面驚惶地大喊：「曹伯伯，不好了，您一百多萬的退休金只剩一萬了！」
山窮水盡之際，他以親筆信函向外求援，資源來自五年行腳中建立的捐款人名錄。安養院營運的第一個月，支出是十三萬，當月的捐款正巧也是十三萬。第二個月，支出十八萬，善款也是十八萬。第三個月，收入與支出都是二十三萬。
如果深入了解創世安養院，不難理解前述收支平衡的巧合。這位先生雖掛名董事長，早期還得身兼看護與雜役，親自為植物人剔除長期臥床生出的蛆蟲，以棉花棒為他們清除身上的腐肉，用碘酒滴滿碗大的傷口，再拿吹風機吹乾，一心扮演腐肉終結者。
曹先生以服務植物人，後來兼及遊民來侍奉上帝。這種另類的方式並非空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是更為知名的典範。
史懷哲生於一八七五年，是罕見的通才，早年即在哲學、神學與音樂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二十九歲那年，因緣際會聽說非洲地區嚴重缺乏醫療資源，立志轉換跑道。他以九年時間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隨即前往非洲行醫，就在原始森林邊緣的歐格威河畔蓋起一家慈善醫院。面對貧困非洲巨大的醫療大洞，史懷哲以拿手絕活－－演奏巴哈音樂換取經費，與志同道合的夫人在非洲撐起他們天道人道合一的偉業。
這位天才音樂家前往非洲時，法國巴哈學會惜才，特別為他訂製了一架兩噸重的鋼琴相贈，陪伴史懷哲在非洲渡過漫長的異鄉歲月。一九五二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豐厚獎金，一如史懷哲演講、演奏等收入，全數投入醫院的營運。一九六五年，在非洲奉獻半生，有「非洲之子」之稱的史懷哲以九十高齡辭世。臨終遺言說的是「上帝啊，當跑的路我已跑過，我已經盡力了，我一生紮紮實實地活過了。」
史懷哲回到天家，後續還有德蕾莎修女繼續在人間為她信仰的上帝奮鬥。
史懷哲心懷非洲，德蕾莎情繫印度，在加爾各答開設的慈善會照護對象遍及貧民、垂死者與麻瘋病患。
她從十二歲加入天主教的兒童慈善會開始，就隱約感覺到將來的志業是幫助貧寒人士。她早先是印度一所教會學校的地理老師，而後升作校長。校園高大的圍牆，分隔出內外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貧富的懸殊宛如天與地。她無法假裝外面的貧民世界不存在，經歷了一番波折，終於取得教會同意，以修女的身分開辦慈善性質的博濟會。
她坦承自己不愛上教堂，因為教堂不見得有上帝：「我比較喜歡以照顧麻瘋病人的方式侍奉上帝。」
這位謙稱「只會做小事」的修女身量不高，因為高貴的心行，卻擁有極大力量。她曾應邀訪問美國，站在雷根總統伉儷身旁，儘管個頭明顯矮上一截，但因為人格的偉大，依舊大放光芒，毫不遜色。
科索沃戰爭就曾因為她暫時停火。
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德蕾莎修女曾告訴其中一方的指揮官，交戰區還有許多無辜的婦孺飽受戰火摧殘。指揮官兩手一攤，很無奈地說：修女啊，我很願意為您停火，但對方又不肯配合，我有什麼辦法？
既然是這樣，德蕾莎修女自願走進戰區。本來打得不可開交的雙方發現修女的身影，立刻停火。直到修女帶出那群婦孺，兩方才又繼續交戰。這個傳奇故事後來吹進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耳朵，安南很感慨地說：「這事我做不到。」
他說的「做不到」，也許是雙關。走進炮火隆隆的戰區，沒那個膽量。就算真的走進去了，也難保不成為炮灰，說穿了，沒那個力量。
人格高度不同，感召的能量自然兩樣。
德蕾莎修女曾在演講中說了一段期勉世人的話：「不管怎樣，把你最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說到底，它是你和上天之間的事，絕不是你與他人之間的事。」
以悲憫之眼看進人間苦難，慨然承擔。別人看著是人與人的事，在當事人心中，更大的意義是個人與上帝的事。照顧苦難者，不僅出於對同胞的悲憫，更是信守對上帝的承諾。
那是面向上帝的大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