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老夫妻特地從鄉下到東京看望在大都市工作的子女，大兒子在東京開一家私人診所，二女兒則是開了一家美髮沙龍，大家的成就都看似不錯，想當然而就是夠努力工作。本來要帶父母在東京逛逛，但兩家人都忙的沒時間，只好問問弟妹紀子有沒有空。紀子二話不說馬上請假，帶著公婆遊覽東京，一路上非常貼心的陪伴、照料。紀子是二兒子的老婆，她邀請公婆到她住的地方坐坐。一間破舊的員工宿舍，與大哥、二姐獨棟的房子那可是天差地別，看得老父母非常不捨，勸她不要再眷戀了，找個可靠的人結婚吧。故事到這裡才從父母的口裡知道，原來，二兒子早在8年前就戰死沙場，所以紀子與這個家庭早就沒有什麼關係了，但是多年來她都還是默默的付出，關心著這個家庭。之後大哥和二姐私下還嫌父母來東京旅遊的時間太長，甚至說要請父母去溫泉會館住幾天，實際上是拿錢打發父母，結果父母這一住便發生了憾事...。」
東京遇見他
坐在觀影廳裡，看著《東京物語》的預告，又喚起了這個讓人揪心的故事。上個月去了趟日本，沒想到一下飛機，我還拖著行李，剛從地鐵站走出來，就在站口看到吸引我的宣傳單《小津安二郎展》，而且這趟旅行原本只計畫去幾個美術館和日本電影資料館參觀，再看看有沒有電影相關的活動。沒想到，一下飛機就願望成真。
小津安二郎展
小津安二郎導演是與黑澤明、溝口健二導演並列為日本電影的三大巨匠。獨特的敘事風格也被稱為“小津調”。這次的活動是導演生誕120週年，逝世60週年的紀念展。在之前100週年的時候，侯孝賢導演還特地模仿小津導演的手法拍了一部電影《咖啡時光》來紀念他。這次活動是辦在“神奈川文學館”，因為導演後期的電影大多都是在神奈川縣拍攝製作的，所以由地方舉辦，用文獻照片還原各部戲的拍攝地，也是很有趣的（就像灌籃高手的粉絲，會特地走訪“鐮倉高校前車站平交道”一樣）。我參觀的那天不巧下大雨，但也多虧了下雨，覺得文學館外的小橋有種小津導演淡淡哀愁的feel。
鎮館之寶
館內的陳設很簡單，但是文獻資料很豐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一頂白色的小漁夫帽。這是導演拍攝時必戴，在工作照中都可以看到。第二、特製的矮腳和攝影機三腳架。能夠親眼看到這些設備，還是很讓人激動的。當我回台灣和朋友分享時，大家的反應是“這不是每個劇組都有的設備，有什麼好激動，還需要特別展示嗎？”當然需要特別展示啦！這是當時為了符合小津導演的拍攝，而特別製作的設備。導演有個著名的拍攝手法叫“榻榻米拍攝”，是他自己發展出的一種低視角仰拍法。因為導演後期以拍家庭劇居多，而當時日本家庭都是榻榻米的住房，常常坐在地上，所以“榻榻米拍攝”指的就是坐在榻榻米上向周邊仰拍的高度。一開始這樣的拍法，主要是避開坐在榻榻米上的演員身旁容易穿幫的電線，但慢慢的卻形成了導演獨特的拍攝手法。也因為這樣，導演的家庭劇看起來都很親切，就像觀眾坐在其中參與這個家庭的感覺。第三、導演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小孩本身就容易受會動的影象或有趣的故事所吸引，但導演不只如此，從資料文獻中看到，導演國中時還組成電影研究社，寫些影評、心得。他在一本自傳中說到：「電影在當時也只是追隨情節而行，根本無法表現人的感情。然而，美國電影《文明》出現了。這部在當時被稱為巨作的電影實在是太出色了。那個印象完全抓住了我。“我想當一名導演”的念頭，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更誇張的是，導演在二戰時曾被派駐到新加坡，因為新加坡在那時有短暫被日本殖民過，而導演的任務就是要去拍一部戰爭片。但由於現實的戰況惡化，對於拍攝來說也很危險，所以便終止拍攝。導演被困在新加坡，能做什麼呢？他便以要檢查放映機為藉口，看了將近100部當時被日軍沒收的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有人研究導演當時看了約翰‧福特導演、希區考克導演的電影，還有「大國民」、「亂世佳人」...等巨作。導演還說：「如果卓別林的電影得62分，『大國民』可以得85分。」更驚嘆美國電影技術的先進。
拍出自己的風格
明明導演深受好萊塢電影的影響，但卻在戰後拍出了屬於自己風格的電影。他的作品不再是戰前的青春喜劇類型，而是聚焦在家庭－－家庭裡的瑣碎小事。可能這才是“人”生活的源頭吧。作品裡大多探討著父輩與孩子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親情間必須要面對的分離，像是孩子大了要結婚、離家，或孩子忙於家庭、事業，而漸漸與父母的疏離。故事再回到《東京物語》下半段...。
「父母結束了溫泉會館與東京行後，回到鄉下老家，母親的身體便開始出現問題。這次換孩子們要回老家照顧看望母親，但孩子們太忙了還要喬時間才能出發。回老家前二姐還問了大哥需要帶喪服嗎？結果母親的病況每況愈下，最後連作為醫生的大兒子也束手無策。這時因工作耽誤才趕回來的兒子老四，來不及見到母親最後一面，非常自責。紀子除了在婆婆病危時忙前忙後照顧，也安慰著這一家人。喪禮當天的晚餐，家人們聚在一起回憶媽媽在世時的種種，大家很不捨，二姐說現在就剩爸爸一人了，要爸爸照顧好自己，活得長長久久的。話才說完沒多久，爸爸離開去洗手間時，二姐又說：『這樣說可能很不孝，但如果是爸爸先走就好了，因為小妹結婚後，他自己一個人住比較麻煩，如果是媽媽的話，她還可以來東京幫忙。』喪禮後隔天，家裡馬上恢復了平靜，因為孩子們全又回城市忙著賺錢了，只留下小妹和紀子。小妹和紀子抱怨『外人還比自家兄弟姐妹們還有感情，親身骨肉不應該這樣。』紀子則安慰她說：『孩子們長大，成家立業，自然有他們自己的事要忙，以後我們也都會變成這樣。』小妹不明白，堅決說她才不會變成這樣。一向寡言的公公將婆婆珍視的手錶送給了紀子，說『真奇怪，自己的子女反而不及你這個外人來的孝順，謝謝妳。』希望她回去後好好追尋自己的幸福，最後，紀子難過的淚別公公，搭上火車回東京了。」
人的景況與情味
電影很揪心，卻也很真實，70年前的電影，卻時時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演。導演在1963年因癌症去世，他這60年的人生，總共拍了54部電影，後期的作品在拍攝上更樸實，攝影上不用移動鏡頭，剪接時不用疊畫轉場，而是用深刻的人性、對白、情節來說故事。他說「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這也讓我陷入反思。很多時候自己的創作可能是為了標新立異而做，為了創新而創新，為了奪眼球而創作，但創新或創作的背後應該是要找到根源，追溯到最初的觀點、感動、故事的真意，而這一切指向的都是人性，接下來思考的才是如何呈現、喚起觀眾的共鳴。這趟東京行與小津安二郎導演奇妙的相遇，從他的一生經歷與電影作品中品味出他創作的偉大之處。
「我相信電影和人生意義，都是靠餘味定輸贏的。」－－小津安二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