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Namoh Ka’atay 那麼硬的心腸
編輯 ◈ 原獨俱樂部
1994年，《中華民國憲法》第三次增修，將「山胞」更名為「原住民」，是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重要進展，增修條文生效的8月1日也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日期，於2005年被明定為「原住民族日」。到明年8月1日，原住民族正名即將屆滿三十週年，在這個時間點上回顧，我想回溯1994年之前，台灣原住民族逐步走入現代意義政治活動的過程，並將以此為背景的「正名」運動理解為原住民族在政治角力中的突圍戰役。
Source: Marc Ruaix/Unsplash
被代理的原住民參政
台灣原住民參政權益首度在憲法層次被提及，見於1991年訂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其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明定原住民國民大會代表名額為「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在此之前，國家扶助原住民族參與政治，主要基於兩個憲法條文：
第一百三十五條 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表名額及選舉，其辦法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六十八條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不過，即便存在這樣的憲法基礎，原住民參政腳步還是相對落後。舉例來說，1946年就依《省參議員選舉條例》以間接方式選出台灣省參議會議員，但要到兩年後的1948年才補選產生原住民省參議員（華清吉／排灣族）。
當時並不存在今天我們想像的「原住民族參政」。在那個時空背景下，原住民的參政就和當時非原住民的參政一樣，被化約吸納入一黨單向壟斷的政治環境。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參政路徑依賴，使得原住民等同於被代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並非「有效」的參政。
理想情況下的原住民族參政，其參政目的與民族核心利益緊密結合，但在極度依賴政黨資源的困境下，原住民參政實際上被政黨利益（而非民族核心利益）所決定。在1948年華清吉當選首位原住民省參議員，到1994修憲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長達46年的時間裡，原住民的參政現實上以黨意為依歸。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政治環境下，原住民參政常被批評為「只有黨意」，其實有長久的歷史脈絡可循，且不遵循黨意的代價可能非常高昂，這一點或許還銘刻在原住民記憶深處。以1949年遞補華清吉缺當選台灣省參議員的泰雅族林瑞昌（樂信・瓦旦）為例，他主持「高砂族自治會」，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最後以高山族匪諜案被捕下獄，1954年與鄒族高一生、湯守仁同案槍決。
下節預告（明日刊載 7 月 28 日）
正名如何而來？
- 國民兩黨各自的核心主張
- 原權會與正名運動的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