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服務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的社工。
那天又是個那樣一如往常的日子，一樣在早上七點半時睜開眼睛，但仍然等待著那五分鐘後才會響起的鬧鐘，彷彿這五分鐘的差異，可以替疲倦的身體補充足夠的體力。到了公司，終於可以坐下了。通勤時段的文湖線，根本別奢望會有休息的空間。坐在我對面的同事請了病假，這是自她工作後第一次沒有來上班，她的缺席使得我必須在那一天的下午兩點至五點間去替補一直以來是她負責的工作空缺。我以為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天我參與的是一個封閉式且為期十週的團體活動，我來替補的這週，恰巧進行到團體的中段，也就是要讓參與者揭開傷疤的一堂課程。
「我一點也不想要什麼賠償金，如果說國家真的要賠給我什麼，那就把我父親的命還給我吧。」其中一位我平常就有所接觸的參與者，無奈且絕望地說出所有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心聲。
「對呀，錢又能還給他們什麼呢？」我在心裡這樣問了自己。
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申請賠償金是我的工作內容之一。那天聽到前輩這麼說的時候，我真的覺得一直以來的我好愚蠢、好無知。原來國家以金錢作為賠償那段光是提到就會哽咽；想到就會流淚的過去，對他們來說，是最糟最糟的選擇。我還錯把這個解方當做是一個解方，而且還是最正確的那種解方。
做這份工作的這些日子，真的很想問問自己，我到底還能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