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灣話學國語」可能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喚回被日本人偷走的台語之魂」，二是「實現國語夢想」。日本交還台灣就像女人「回到娘家」。這種情況和「洋人學國語」完全不同：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但方言與「標準語」有關聯，能透過比較去學習，這是一條「捷徑」。在這種「家務事」（「不像外國人學習我們的國語」）中，強制手段沒有必要。魏建功進一步延伸了上述生物學的比喻，將台灣話和國語之間的連結比作動脈和靜脈的血管系統。兩者原本有命定的親屬關係，只是紐帶暫時遭截斷，但靈魂可以「從墳墓中召喚回來」。
上面這些觀點並非說給民眾聽的，而是要替官員撐腰，使其得以堅定重申以下說法：「台灣話確實是國語的一種。」對此，何容試圖糾正「一般民眾」的誤解，其說法值得多加思考：「由於我省方言與國語差異較大，加上過去使用日語，老百姓看待國語和台灣話的關係，難免會像他們對待日語和台灣話那樣……他們認為學習國語就跟以前學日語一樣。」何容認為，這種想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對」，因此形成了「抵制國語的力量」。復興台灣民眾「從方言學習國語」的能力並強化這兩者的關係，同時會牽涉教育與政治上的考量。正如魏建功所言，重點在於「恢復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不是只關於語言學習。在實現語言統一的過程中，「保護母語」和「推行國語」密不可分。以「母語」為管道並加強對國語的感情，此一前提重新定位了方言—使其從對立於「國家團結」的頑固鄉土情懷語言，轉變為同屬一家的語言。台灣地方語言在殖民時期被貶為「沒有價值的土語」。它們無法取代新的國語，取代日本的国語成為「文化」的權威語言，但它們將被視為親近的中國省級語言。
此外，「母語」的概念將性別因素導入了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黎錦熙和瞿秋白的著作中偶爾會提到「母語」（以英文mother tongue書寫）。例如，瞿秋白在一九三一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引用了這個詞組，並視之為等同土話的意思。這個概念在一九四○年代末於台灣找到沃土之前，在中國語言學或國語教育中幾乎毫無意義。它在台灣被當成一種母性本土主義（maternal nativism）的情感比喻，在包含口說母語的父權國語等級制度中，要藉此誘使台灣島民投入祖國的懷抱。血統和語言之間的連結也鞏固了與林奈式語言分類交織而成的系譜。母語的公定理論依賴一套關於方言的持久論點：雖然台灣方言與國語完全無法互通，但它們和國語都是從同一個語系演化而成。因此，學習國語只需要「比較」聲音即可。「恢復從方言學習國語的能力，觸類旁通，就用不著學習外語的死記硬背方法了。」
然而，由於台灣的語言環境極為複雜，讓人不禁質疑這些斷言背後的假設。教育家張芳杰指出，對講台灣話的中老年人而言，「從方言學習國語」是很「合理、方便和有效」；但對於懂日語的年輕人來說，強迫他們先學習方言是浪費時間精力，根本「沒有意義」，尤其客家孩童更是如此。（張芳杰是客家人，因此比別人更關注這個問題。）如果最終目標是學國語，為什麼要增加障礙、「叫他們繞一大圈路？」為什麼不直接學習國語、捨去翻譯這一道工？同樣地，不少參議會議員抱怨，說老師使用閩南話教國語會對高雄的客家學生造成「極大的痛苦」。儘管有這些反對意見，官方依舊不時提到方言是「國語的基礎」。何容感嘆，許多台灣人丟失了「透過方言學習國語的鑰匙」。他認為，這些人若能找回鑰匙，國語教育將能遵循和其他省分相同的軌跡進行；三到五年之內，國語推行委員會便可「收拾行囊，告別台灣」。另一方面，若是堅持外語教學模式，那會導致類似日本政權的結果，需要投入「至少五十年的努力」。
方言比較方法的核心是使用台語方音符號，亦即將國語的發音與方言讀音匹配。這種方案植基於十九世紀和殖民時代的先例，類似那些為傳教語言學服務的各種反覆出現的方案、趙元任的發音總表，以及黎錦熙的四行和七行課本（如前面章節所述）。為了納入獨特的地區發音，台灣的標音版本添加了閏音、星號和其他記號。其中一種方案將「標準發音」與三種閩南語變體（廈門話、潮州話、泉州話）和客家話結合。省教育局出版的雙音標教材將國語與台灣話相互搭配，並將國語的四聲與台灣話的七聲進行對比。其他入門讀本也標註了「閩南台灣話發音」的七聲（以廈門話為基礎），另有某些教材根本不管聲調區分。沒有兩套系統是完全相同的，讀音細節和符號的差異引發了一些（相對溫和的）分歧。
儘管存在差異，倡導者仍將方言音標吹捧為國語和方言發音之間的「橋樑」。這是拉近兩者距離的「科學方法」與「不可或缺的工具」，能「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顯著的成果。」某一本發音比較的字典在廣告中宣稱：「使用這本書就像過橋一樣，你會了解如何將方音變成國音。」在找回「缺失的一半靈魂」的旅程中，通往國語的道路便是從方言語音開始。透過比較法，台灣島民會「恍然大悟」，知道國語「其實並不像外語」。它是「中華民族語言中的一種方言」，緊密相連，「心聲同步」，讓台灣人「更深切感受自己是道地的中國人」。
——摘自臉譜出版《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官方政策、教育現場、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說習慣，看兩岸語音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身分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