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天心聊天的感覺是，好萌。
9月14日，我來到朱天文、唐諾這家人「打遊擊」式寫作的咖啡廳。玻璃窗外，先看到「大鬍子」的唐諾，幾張手稿攤在桌上，打過招呼，他說：「朱天心在前面。」
朱天心和朱天衣坐在同一張桌子，關於「朱家三姊妹」的故事，看了聽了太多，見著了本人，總難免抖出心頭的資料庫：眉宇之間，哪個是姐姐，哪個是妹妹。
老照片裡，大姊朱天文古典沉靜，二姊朱天心透著一股機靈，妹妹朱天衣隨性飄逸。朱天心圓臉、大眼睛，果真和照片裡差別不大，講話的聲音實在是好聽，讓人忍不住想喚一句：你好啊，小蝦。
朱家是「文學世家」：父親朱西甯是小說家，祖籍山東臨朐，著有《七對怨偶》、《八二三注》等作品；母親是小說家、翻譯家，祖籍苗栗，曾譯過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等日本文學名家的著作；姊姊朱天文著有《荒人手記》《巫言》等作品，被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譽為「張派傳人」，也是導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妹妹朱天衣亦著有《舊愛》《青春不夜城》等作。
朱天心於1958年3月出生於高雄鳳山，畢業於臺大歷史系。 17歲即出版《擊壤歌》（「小蝦」即是書中朱天心對自己的暱稱），出版頭五年銷售30萬本，此後更是筆耕不輟，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想我的眷村兄弟們》《獵人們》《初夏荷花時期的愛神》等作品，《那頭貓書》《那頭貓那本朱天心的先生唐諾和兒子謝海盟皆是作家。
我總以為「在咖啡廳寫作」是一件很文青的事，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文學世家」缺書桌。
「起碼我沒有書桌。」朱天心笑著說：「唐諾的書桌被他所有東西淹沒到不堪使用，我那書桌被海盟的東西慢慢淹沒到不堪使用。一些小稿子我就在樓下的餐桌上寫，但家裡很多貓，你寫一個字撈它就撈一個字。我是手寫，所以每次你寫一個字，它就撈一個字。我是手寫，它以為是蜘蛛，撈一個再撈一個，或者乾脆一屁股坐在上面。」
說朱天心讓人覺得萌，不僅是她說話的調調很好聽，她言談間有許多妙趣橫生的形容，例如「貓咪撈字」，想著那畫面，就心頭一暖。
人族與貓族
朱天心是雙魚座，心熱手也熱，常年來一直關切著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然而，民間團體撼動社會體制往往是緩慢且艱辛的，而「動保」則是朱天心一個成功的「小革命」。
更明確一點說，是流浪貓的TNR（Trap Neuter Return）──誘捕、絕育、放回原地，是一種以人道方式管理和減少流浪動物的方法。
時間推回到2003年「非典」時期，朱天心和一群朋友發現，街頭突然出現大量貓咪「嬰兒潮」。後來才知道，因為那時候民眾還不知道病毒的傳染途徑，無端端把這平常家裡那麼痛的貓先丟出來。因為貓咪都未做絕育，所以一下子多了許多小貓咪。
「非我族類，這種時候所有人都變得小氣自私起來。」那麼多貓，就算好心人收養，也差不多到了飽和的狀態，朱天心家「貓口鼎盛」時期，就有20隻貓。於是她就和朋友看國外資料，比較進步的國家或城市怎麼對待流浪動物，於是便開始試行TNR。
朱天心形容，應該在源頭把「小龍頭」（未絕育的流浪貓）關掉。若是在大自然，人不需要婦人之仁地去幹擾或介入，然而在城市，朱天心看過貓各種各樣的死法：「車撞有時候是『最好』的一種，我每次都把它想像成，在非洲大草原遇到它的天敵，跑得更快，它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就走了。而有的貓，被毒殺、被人用熱水燙，沒死也一塌糊塗，有些人就是不要看到它們。」
在當時的台灣，甚至還沒有「動保處」，只有「防檢局」，顧名思義對動物有著一股「戒備」的味道，而當時對待流浪動物的政策是——捕捉以後7天沒人認養就撲殺，等於是藉公部門之手殺生，人們看不到就當作沒發生。
「我覺得那是一種很落後的方式，也是一種很糟糕的生命教育。就等於是在向下一代展示，生命是有等級、有貴賤差異的，沒有用的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撲殺）。那麼老人們、弱的人、繳不起稅的人，這些人是不是我們都不要理會，放他們自生自滅？所以我覺得在聊動物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向社會展示（一種價值觀）。」
2003年朱天心和一些朋友開始有系統地做TNR（也包括其他民間團體），後來「防檢局」的處長看到了，他說服了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馬英九便批了「試行」的公文。然後朱天心和志工們就在台北市街貓最多的兩個里「卯起勁做」。
「貓到了求偶的時候，它們在唱甜美的情歌，可對人族來講，不解風情的人覺得它們吵死了。然後還有打架，或動不動附近的居民掀開洗衣機，一窩小貓在裡面。做了絕育之後，這些抱怨的理由大概率都不會發生了。」
一年後，台北市政府做了一個滿意度調查，結果滿意度約莫是80%，街貓狀況也有明顯改善。於是第二年，市府就在有志願者的5個裡做街貓的TNR。志工還要去市政府接受培訓，朱天心、朱天文是他們「新昌里」的1號、2號志工。
TNR說來容易做來難。有時候誘捕一隻聰明的貓，最多會花上15個晚上，提著個籠子什麼都不幹，就在那兒等貓。貓抓到了，人族覺得好棒啊貓走了，等絕育完放回去，人族又不解：怎麼又放回來了？此時朱天心就要一再重複同樣的話和人族溝通。
最磨人的，也是溝通。有時遇到刁鑽人族，甜美女子甜甜講出「你不帶走，你走了以後我就會毒死它們哦。」又或是各種辱罵恐嚇，被一兩個憎惡動物的人盯上，那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還有在颱風天裡餵貓，穿戴得再嚴密，一出門就被嘩啦啦當頭澆一身，不能偷懶，朱天心說很像莊子的「尾生之約」。 「我覺得一些貓就是尾生，這是它一天唯一的一餐，你只要想到街燈下的一個剪影，或者是車底下的亮眼睛，不管颱風還是寒流，就還是要去這一趟。」
繼《獵人們》之後的這本「貓書」《那貓那人那城》，朱天心說這本書的重點還是「那個人」。 「在動保界我看碰到的各個人都充滿了傳奇故事，他們在我眼裡各個都是英雄。他們實在埋頭做事到無法抬頭，我很想他們被知道。」
當然，還有那些街貓們，來這世間一場，當該被記得。
眷村與小蝦
《擊壤歌》出簡體版時已是2010年，與它在台灣問世時相差了33歲。當我這一輩80後讀到時，青春的盛夏早就快要進入秋涼時分了，雖然是不同的時空背景，但青春的激昂、青春的憂愁、青春的壯闊、青春的逼仄，那又是一種共通的情感。如今，這本書每年在台灣還會再版，大陸友人家的高中生讀了，甚是喜歡。
隨手翻過，那些青春洋溢的句子都還是燙手又燙心，小蝦說：
「我從小就怕熱鬧，現在也依然，因為熱鬧之後必有冷清，它們格外的會令我感到人生如夢。」
「眨眨眼睛，我覺著累了。西門町是一片Lobo的歌聲，但是我也曾聽過蟬鳴聲；中華路上是一片車子的廢氣，但是我也曾經嗅到過橘紅玫瑰的香甜。但是又怎麼樣呢？青春有時是件累人的事。」
「我怕富貴榮華一夢，更怕仍愛此夢太分明。」
「美到了極點時，總帶有一份無常的可怕。」
朱天心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其實在《擊壤歌》中就能看出上世紀70年代台灣的某種精神和社會風貌。在台灣，「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等各種標籤是把人釘死的。
「我覺得族群的大旗一揮，大家都各自站隊。為什麼我說這個不道德，因為你不喜歡的工作可以換，不喜歡的長相可以整容，但省籍是改變不了的。從此整個社會就像是玻璃桌破了一個口，會慢慢在你不察覺的時間歲月中裂成你無法辨識的圖像。」
因為要拍「他們在島嶼上寫作」系列的紀錄片《願未央》和《我記得》，朱家三姊妹翻出了舊相簿、父親當年的來台日記等。 1949年，熱血沸騰的知識青年朱西甯對時局非常不滿，遂決定從軍，便在招募新兵後去台灣受訓。搭船來到這座島嶼，還沒踏上土地就坐火車去台南受訓，車還沒過台北，有人下月台買了份報紙，頭題就是「南京陷落」。啊，再也回不去了。
當時台灣發生「228事件」才兩年，當地人對外省人都是冷漠且疑懼的，但是懷著一腔熱血的朱西甯還並未懂得這些。當時朱天心的母親是和父親私奔的。 「當時我外公講了，誰敢跟外省人結婚，我就不如剁了給豬吃。媽媽只好偷偷跟爸爸跑掉。當時這一代人，很難被當時的本地人理解、接納。」
朱天心曾經和王安憶聊起「眷村」，王安憶以為類似於「軍區大院」，其實不然。軍區大院是上層軍官住的，而眷村住的是中下級軍人。眷村大多蓋在城市邊緣的墳墓山邊或是廢礦區，都是偏遠、沒人要去的地方。朱天心前期住在板橋浮州的村子，就被一場大水整個淹掉。
而將領們住在城市中心地帶，有的是舊時日據時代留下的日本房子。那時候門一開，就是本地人的世界，跟本地人買菜、跟本地人當同學，自然而然就融入了本地社會。但眷村是封閉的，自成一格，很難與當地社會融合。
「我們隔壁可能住著四川人、湖北人，一到晚上，他們講的都是故鄉的事情，比賽吹牛，家裡的田多大池塘多大。我們也跟著吹，拿著故宮的照片說這是我爺爺家。聽得滿滿的都是父親他們講老家、鄉愁這些事，所以確實，也不是全心全意在這片土地上，有另一處可去。
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中，朱天心寫道：「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而那些空氣中浮動的不安，僅僅只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
對於「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說：「我覺得其實我是很同情的。所以我寫眷村的時候，不是甜美懷舊的記憶，而是不平之氣多一些吧。也不是替自己不平，而是替那些老兵們。你看他們一生的際遇，有些到了90年代才結婚。」
「這些人明明是跟國民黨一起來的，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他們沒享受過，反而被攪成既得利益者、統治階層，我非常替他們不平。有人覺得我寫的眷村好可怕，其實我覺得多少是替他們不平的意思。」
我又想起書裡那句話，彷彿是一種悲戚的吶喊：「所有的男孩們都哪裡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裡去了？」
滾滾時代，碾過粒粒沙塵。朱天心是見證過的。
在島嶼寫作
在書市萎縮、純文學式微的年代，何以堅持寫作？這是我對每個作家都有的好奇。
朱天心的答案是：「我想證明恐龍還活著吧，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瀕危動物。這意味著你只要活著就還在寫，才會讓日後有些父母不需去借圖鑑書、不需去Google，不需去博物館，可以直接說『我帶你去看恐龍吧』。如果有人想知道什麼是純文學，這還在。」
「很卑微。但我講出來的時候，唐諾說你真自大。我也不曉得差距在哪裡。」
她認為，如今想要從事這個行業，要先認清這個行業，這裡與鎂光燈、紅毯、名聲、財富都無關。但凡對這些有一絲追求，就不要進入這個行業。等心思都純粹了，也知道這些東西都不會有的時候，那樣沉浸下去才是準備好了創作的狀態。
「我始終是悲觀一族。」過去的文學附帶了很多功能，政治的也好、娛樂的也罷，當這些功能都被取代的時候，留下的是純文學讀者。而每一代的純文學讀者就很少，「少到跟中世紀的抄經僧侶一樣，我是悲觀到這種地步的。可是怎麼辦呢，這是你一生會做的唯一一件事，當然就做下去了。哪怕蠻族們已經在城下，但是這經還是要抄完。」
朱天心說自己的寫作習慣很不好，要嘛很長一段時間寫不出一個字，要嘛就是爆衝式地一兩個月寫完一個中篇或短篇。朱天心最新的一篇小說，是寫台灣的外籍移工和他們照顧的老人，《且徐行》是這部未完之作的開頭。
台灣書寫外籍移工的作品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寫得好的作品又屈指可數，而有時候作品的政治性和文學性又是件很難平衡的事。朱天心選了一個「危險」的角度，同時也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角度，將人還原為人，而人會在灰色地帶遊走，這灰色地帶曖昧：性侵和情慾流動、剝削與異鄉求生、無奈與奇幻旅程…
用作家林俊穎在《印刻》雜誌一篇對談稿中的話來說：「你居然堂而皇之進入他者，附身他者，一個半身不遂的中年男子、一個外籍看護。你把那個渾身是刺、火藥、刀劍的『朱天心』隱藏起來……」
小說可以虛構，所以小說總是真假難辨，但對於朱天心這樣的寫作者，她需要事實的基礎。也於是，她在書寫移工的時候，也都來自自己經年累月的觀察與思索：新聞、社運界的朋友、30年前與友人的談話、來自親身的長期觀察。
《且徐行》中出現過「輪椅大軍」（外籍移工推著一排坐輪椅的老人）的描寫，就來自朱天心在地下街的觀察。她早餐往往是自己帶個鐵鍋買一點粥，怕在漂漂亮亮的咖啡店吃粥尷尬，就坐在地下街吃。 「那裡很多移工帶著阿公阿嬤放風，最壯觀有十幾二十個。在某一個『國宅』的中庭，大概有幾個籃球場那麼大，天氣好的傍晚，我看過將近100多個，圍在廣場上。要看一段時間，春夏秋冬，看移工們的感情，甚至是阿公阿嬤的凋零。」
朱天心也笑著說這個長篇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寫完，但她很迷信自己「爆衝式」的寫作方式。 「我覺得寫不出來就不要寫吧，自己碰到瓶頸就承認吧，我很珍惜自己有不寫作的自由。」
當然，這種「不寫作的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把物質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不要動不動就去換車，動不動就製造一張大賬單，自由的前提是先放棄掉很多東西，那你需要的自由和空間，包括『不寫的自由』就出來了。」
就像朱天心至今仍住在那棟老房子裡，既沒有搬家的需求，也不想搬家。她說自己是不會離開那棟房子的，裡面全是重重的回憶。她永遠記得父母在盛顏時期搬進去的樣子，記得自己初中時的模樣，記得在大學辦《三三集刊》的時候，還有那些好朋友進進出出的身影，然後是自己結婚，謝海盟還是個嬰兒，父親老病以及不在時。一切都歷歷在目。
還有家裡的那些貓。 「貓咪嬰兒潮時收養的貓，這兩三年都陸續老了走了，我現在都不敢說家裡只剩下6隻貓，怕別人再塞給我，我就會或因為同情心或因為覺得好可愛而無法拒絕。」
「但現在我們都會想到年紀，你收養牠，可能20年，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再活20年，那到時候怎麼辦？這是你對它的責任感，必須這樣想。」
採訪結束後，我拿出書給朱天心簽名，她萌萌地跟我說「不要看」，她一本一本認真寫著。上了地鐵，我忍不住拿出來看。 「姜雯別怕，未來大抵如此。」這是寫在《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上的，因為我和她講過一些對這本書的感想。而在《擊壤歌》上的署名，則是「小蝦」。
也許在同樣陽光明媚的某一天，在風和星星對的位置，我不小心來到「北一女」門口，還能見到當年的小蝦在等她的死黨們。
「你好啊，小蝦。」
（本文首發於《南風窗》2021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