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又看到與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有關的新聞。她的新書分享會上，有聽眾針對高中國文課文是否應保留〈廉恥〉一文向她提出質疑。這場對話後來又被記者記錄與延伸，掀起一小波討論。
從區老師對課綱「缺德」的批評來看，這似乎是一場有關道德教育的爭辯。但即便是台灣最沒有政治敏感性的人都能注意到，這其實是一場政治的爭辯——關於我們的社會應該「多中國」還是「多台灣」？關於我們要延續儒家傳統的倫理觀，還是逐步接納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格價值？
若要認真討論道德教育，該怎麼展開？
有幾個基本問題我們必須處理：我們應該優先培養什麼樣的道德品質？該如何教？又該如何評估效果？
比如說，羞恥心——作為一種人在認識到自身錯誤或卑劣時產生的愧疚情感——是否屬於教育該積極培養的道德品質之一？相比其他價值，它的優先性在哪裡？該怎麼教孩子「知恥而後勇」，而不是「知恥而後逃」？什麼樣的表現，才算是具備了知恥的能力？
「哪些該教」的問題撇除不下政治爭議，我們先擱著不談。先來看看最後一個問題：「如何知道孩子已具備某種道德品質？」我認為這個問題足以指出當前道德教育的誤區。
在生活裡，我們是如何判斷一個人「體貼」、「善良」的？通常不是因為他在作文裡寫下「要替他人著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是在與這個人一次又一次的相處中，感受到他的體貼之舉、他種種堪稱善良的作為。
與人相處時，我們依賴對方持續性的道德行動來判斷其道德品質；那我們在教育中判斷孩子的品格時，何嘗不該同樣瞄準這些具體表現，作為道德教育的目標？一個知恥、能辨是非的孩子，應該指的是能面對問題、願意修正錯誤、努力做出正確判斷的孩子，而非僅僅熟讀〈廉恥〉、能引經據典的孩子。也就是說，道德教育應該瞄準的是一種道德的「操作能力」，而不是道德的「表述能力」。
這樣的觀點一旦確立，就為我們指出了道德教育實踐的重點：孩子需要有機會「練習」這些道德行動。不是在模擬考題裡選出正確答案，也不是在作文中讚頌理想道德情操，而是在生活裡、在班級相處中，真實地做出選擇與承擔結果。
接下來的問題則成為：我們是否在校園生活中，提供了這種「道德行動的練習場」？孩子在面對衝突時，有沒有空間學習表達與協調？在做錯事時，有沒有機會理解錯誤，並被允許修正？還是在充滿壓力與速效的評價機制中，他們只學會了如何隱藏錯誤、掩飾動機、說出正確答案？
且不論我們要如何定位〈廉恥〉的道德價值，區老師以及參與這場論辯的許多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件事：廉潔與知恥只能在一個人的行動中展現，而非透過對經典文本的熟悉來體現；道德教育也必須在一次次的實踐與反省中被培養出來，而不是靠閱讀與灌輸建構起來的。這種以道德經典培養品行的作法，只屬於教育者便宜行事的德育想像，並不具備嚴謹的教育態度。
在這個領域中，把道德教育的操作框架交代得最清楚、完整的人之一，是幾年前過世的 Nel Noddings。她將「榜樣、對話、操作與確認」視為構成道德教育的四個核心部分，清楚指出教學應該在這個框架下進行，而非根據特定的經典原則。不過具體內容，等我把她的著作讀熟後，再找機會來好好寫一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