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島國觀察室
是被省籍、黨派、國族身份劃分出來的人，還是選擇善良、拒絕仇恨的人？
1. 家族記憶與青春疑問
父親的家族，是在高雄美濃的一個大家族。長輩們多數都是深綠，逢年過節聚會時，總少不了對國民黨的怒罵。掃墓、祭祖時，他們還會帶著我們去黃蝶翠谷的鍾理和紀念館，提醒我們家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傷痛，特別是鍾皓東（基隆高中校長）的遭遇。那種咬牙切齒的語氣，好像他們自己就是親身經歷的一樣。
然而，我的大伯卻是國民黨員。日治時期出生的他，對政治總是比較中立，常常替我們解釋不同的觀點。於是，我從小就在矛盾的氛圍裡成長。
或許正因為大人們過度吹捧民進黨，我反而心生反感。年輕的我心想：政府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有什麼好罵的？
於是，那時候的我，立場反而偏藍。
高中歷史課上，老師放了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同學們睡成一片，只有我在黑暗的教室裡，心裡被狠狠撞擊。陳松勇飾演的大哥說：「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台灣人只能被人欺負，就沒有人疼！」而梁朝偉飾演的角色，被問到他是什麼人時，艱難地吐出：「我是台灣人。」逼著一個聾啞人表態，我感到震撼不已。這不就是現今看到的狀況嗎？
從那一刻開始，我不斷問自己：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2. 軍旅矛盾與生命翻轉
後來，我進入軍校，接受的教育以「愛國」為核心。那時候正好推動軍隊國家化，不再強迫軍人與政黨綁在一起，所以至少表面上，我不必背著「黨國」的枷鎖。
真正的衝擊，來自服役之後。出乎意料地，給我最多幫助的，往往是外省籍長官或同僚；反而帶來最多排擠、逼迫與傷害的，卻是本省背景的人。這樣的經驗，和我成長時聽到的家族敘事完全相反。
當我因大病徘徊生死邊緣時，伸出援手的，正是那些曾被我家人「標籤化」的外省人。那一刻，我心中湧起極深的矛盾與困惑：
為什麼要用省籍、立場去決定「誰是自己人、誰是敵人」？
坦白說，每次想到這個問題，我都會鼻酸。因為這不只是我的個人遭遇，而是整個台灣社會長期的縮影：我們常常不是先看一個人是不是善良，而是先看他「是哪裡人」。
3. 超越框架的省思
軍旅生涯結束後，我才有更多時間靜下來觀察社會。看得越多，我越明白一件事：真正的分界，不在於省籍或國族，而在於「好人」與「壞人」。
「壞人」就是那些明知會傷害別人、卻仍然造謠、逼迫、利用體制來消耗生命的人。
「好人」則是不論出身、背景，願意伸手相助、守護他人、在困境中陪伴你的人。
國界、省籍、意識形態，這些都只是表面的身份。真正能定義一個人的，從來都不是血統，而是他的選擇與行為。
4. 我們是哪種人？
走到今天，我終於明白，台灣最大的困境，不在於外在敵人，而在於我們彼此之間的撕裂。省籍、藍綠、國族認同⋯，這些標籤像一層又一層的枷鎖，把我們綁在歷史的十字架上，讓我們在許多公共事務上始終無法好好對話，只能透過對立和爭吵來決勝負。這樣的時代觀，早已被歷史包袱扭曲了。
然而，人生經驗告訴我，真正的分界，不是外省或本省，不是中國或台灣，而是「善良」與「邪惡」。
那些伸出援手的人，無論他來自哪裡，都是值得信任與珍惜的同伴；而那些操弄謊言、播種仇恨的人，不管他披著什麼顏色，都是讓我們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再次回到最初的提問：我們是哪種人？
如果我們願意選擇成為善良的人，願意為土地與彼此著想，而不是任由政客與意識形態撕裂，那麼，我們才真正有資格，說自己是一個共同體。
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是被歷史牽制的人，而是能為未來開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