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家，對每個人來說意義不同。有人感到自由，有人感到期待，而對我來說，是一場失重。第一次北上求學，我才真正感受到自己對「安全感」的依賴有多深，沒有家人、沒有熟悉的環境，所有的焦慮和不安全感都被放大。那年，我第一次踏進身心科，只因為，我無法承受那個沒有人可以依靠的自己。
離家，不只是搬離原本的地方
五專五年的洗禮之後，我憑著一股拚勁考上理想的護理二技，但那份喜悅，很快就被即將離家的恐懼稀釋。294公里，這個數字像一把尺，丈量著我與家之間遙遠的距離，也丈量著我內心的不安。
臨近開學的日子裡，我的不安越來越明顯，焦慮成了日常。爸媽看穿了我的逞強，溫柔的提議道：「要不要去看看身心科？」他們認為若真的需要，吃點藥穩定情緒也不是壞事。但當時的我，像許多對精神健康認知有偏見的人一樣，覺得只要踏進那個地方，我就會被貼上「精神有問題」的標籤。我寧可咬牙撐著，也不願被當作「不正常的人」。
第一次走進身心科：原來我不是唯一一個
爸爸不斷地引導我，溫和地說：「藥不一定要吃，就當是買個保險，讓自己安心。」那句話，成了我推開那扇沉重大門的，最後一絲勇氣。最後，我也試著說服自己：就去看看吧？只是看看而已。我想，其實我不是不想尋求幫助，而是內心那道坎太難跨過。青少年時期，我們總害怕和同儕不一樣，身邊的朋友從來沒有人看過身心科，我也不想成為那個「特別的人」。
那天傍晚，爸爸載我駛向那間陌生的診所。一路上我胡思亂想，腦海裡浮現的都是精神病房裡吵雜混亂的畫面。然而，當我走進去，迎來的卻是安靜柔和的燈光，候診區的每一個人，都在玩手機、看雜誌，他們看起來，就跟我、跟街上的任何人，沒有絲毫不同。那一刻，我心裡某個堅硬的偏見，悄悄地碎裂了。原來，在平靜的日常之下，有這麼多靈魂在默默奮戰。
醫生診斷我是「廣泛性焦慮」，開了一顆名叫Ativan的抗焦慮藥，溫和地叮囑我：「需要時再吃就好。」
撥成半顆吞下去：一場跟自己的妥協
離開診所後，我望著手中的藥，五味雜陳。「我真的要靠這個嗎？」「會不會上癮？」「如果被同學發現了怎麼辦？」無數個小劇場在腦中瘋狂上演。最後，我沒有馬上吃下去，而是繼續和焦慮共處。我告訴自己：不到萬不得已，我絕對不會吃它。
恐懼在開學前三天攀上頂峰。我害怕萬一情緒潰堤時，電話那頭的爸爸遠水救不了近火。巨大的孤獨感將我吞噬，我終於拿出那顆藥，卻仍固執地只敢將它掰成兩半。
吞下去的瞬間，我開始緊張地觀察自己的狀態：我有比較好嗎？有比較不緊張嗎？不知道是藥效還是心理作用，胸口的緊繃，確實鬆開了一些。雖然症狀沒有完全消失，但這顆半顆的藥，給了我一點喘息的空間。
只要帶在身邊就安心
出乎意料，二技的生活遠比想像中輕鬆。和同學玩樂逛街的日子裡，情緒偶有起伏，但那顆藥，也只是靜靜地躺在我的錢包裡，成了一道「護身符」。
我以為自己「好多了」。
那時的我發現，儘管不常服藥，但只要藥在身邊，就像握有了某種保命符。即使沒吃，光是「知道自己有藥可吃」，就足以穩定我搖搖欲墜的心。只要一想到：「就算情況再糟，我還有藥物可以幫我」，我就不再那麼害怕。
這讓我開始理解，除了藥物本身的作用，「信念」也深深影響著我的情緒。甚至可以說，當時的我，已經無意間初步接觸了認知行為治療（CBT）的核心概念——改變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就能改變我們的感受。只是那時我還不懂，這就是一種心理調適的力量。
這趟294公里的旅程，最終帶我抵達內心
可能對很多人來，到外地求學是一段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對我說實則是一場對內心安全感的巨大挑戰。從考上理想學校的喜悅，到獨自面對焦慮的恐懼，我才發現，原來自己那麼依賴熟悉與陪伴。
當情緒開始無法控制，第一次踏進身心科診所，看見的卻不是自己害怕的「異常」，而是一群和我一樣，在默默對抗內心的人。那顆藥沒那麼可怕，但吃下去的那一刻，我真正面對的是自己不願承認的脆弱。
學生時期的最後，我發現「有藥在身邊就安心」這件事，不只是依賴，而是一種心靈的支撐。我學會與焦慮共處，並開始察覺—原來只是「想著有藥可用」就能讓情緒穩定，這不只是藥效，更是一種思維上的改變。而這，也成為我初次與「認知行為治療」不期而遇的開始。
這不是我被焦慮打敗的故事，而是我學會如何與它和平共處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