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的意思是說，當大家不再一起出門參加社交活動、不再一起上教會、不再去一起去打保齡球，當大家不再參予社群活動，其實就是減少了公民參予，最終將會導致「美國社會資本的流失(erosion of social capital)」，並且會有長遠的政治後果。
受到這本著作啟發，前幾年有不少分析川普崛起的書，認為川普正是普特南所說的「地方社區裂解」的結果，這類的分析我覺得通常有點跳，但說明了普南特思維的影響力。
那什麼造成了「獨自打保齡球」的現象？普南特的統計分析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不太行，但他很努力的想去說明各個因素的影響：郊區化大概佔了10%，因為大家下班回家休息，但上班跟放假都往城裡跑。
他又認為美國婚姻跟家庭結構大概佔10%，高離婚率、婦女勞動率上升、跟各自帶著孩子再婚後「多家聯軍」的情況，大概佔了10%，因為傳統家庭的裂解，會減少了上教堂跟社區親子活動的參與。
他還舉了零零總總各種因素。在這些因素中，普南特認為可以解釋最多的是「世代差距」，尤其是看電視的新世代 — — 整天窩在家裡，不問世事，隨著不看電視的舊世代過世，看電視的新世代人數增加，這一來一往，加總起來大概佔30%~40％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普南特認為「娛樂科技」是影響美國社會裂解的最大動力，而他認為網路將會加劇這現象。
後續的實證研續，在某部份支持了普特南的論點。美國戰後投票率大幅下滑，史丹佛教授Matthew Gentzkow的研究發現，1950年代電視的普及，可以解釋美國戰後投票率下降當中的25-50％的變化量。不只是在美國，麻省理工教授Ben Olken也發現，在印尼，電視引進也減少了地方社區的活動。電視訊號暢通的地方，比收不到訊號的地方，更難組織地方社群，因為大家都蹲在家裡看電視。
不過有反對者引用了1920年代美國社會學有名的「Middletown studies」。Middletown studies是指1920年代，幾位美國社會學家數個典型的美國Miiddletown的田野研究案例。
當時美國社會學家便也觀察到了「廣播跟車子的普及」，對於美國社區正在造成裂解。然而，後續許多研究卻認為，美國社會在過了好幾十年後，其實仍跟1920年代調查時的情況很接近，地方社會並沒有太大改變。所以反對普南特的人，便認為普南特可能跟1920年代的社會學家一樣，誇大了社會的變遷。
單從TV來推論這變遷的確很沒說服力，不過從近年來大量研究來看，美國地方社會的確有慢慢衰弱，用一個經濟學家的比喻，美國社會是「月亮與貧民窟」共同組成的：美國聯邦政府有辦法把太空人送上月球，但沒有辦法提出政策解決貧民窟問題。2021年的今天這趨勢變得更嚴重了，美國有錢人可以上太空，但運氣不好的人永世無法離開貧民窟。同時，根據蓋洛比的抽樣調查，美國成年人上教堂的比例，近年已跌破五成。
那究竟是為什麼？我覺得比較合理的還是全球化市場的影響。普特南在書中雖然批評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決定論」，但他認為企業的去地方化（corporate delocalization , p307）的確影響了人們工作的誘因、政商菁英的聚落選擇，但他這為這應該是對慈善組織或大型公民參予有直接影響。他自己還想不出一個很明確的理由，來解釋市場、全球化、企業的去地方化何以導致人們不再上教堂跟打保齡球。
不過順著普南特的思維來講，其實傳統的美國鄉紳，在美國經濟近幾年全球化的情況，地方菁英想必也跟著「去地方化」。如果大家本來去打保齡球跟去教堂，很大的誘因就是要去跟這些地方菁英打交道呢？ 我們把「教堂」或成「宮廟」，臺灣人很快就可以代入到臺灣社會當中。
所以某方面來說，普南特在處理的問題是，其實是當那些「宮廟」的主委，隨著全球資本擴張，而成為了可以到處跑的人的時候，人一下在紐約，一下在北京，還有誰要造訪地方的小廟呢？
我先前在一場研討會，跟知名的哈佛社會學家/政治學家Theda Skocpol聊到這點時，她提到她編了一本書，在講這背後的組織變化，過去美國的地方活動由士紳組織，但今天卻是專業的非政府組織，並由常春藤畢業的經理人管理。
另一方面，David Card, Kevin F. Hallock跟 Enrico Moretti的一篇研究發現，光是大型企業總部在美國不同州的搬遷，就能劇烈地影響了慈善捐獻的地理分布。
反觀臺灣，則有非常有趣的差異。
根據Pew的調查，臺灣是世界上少數把「社會」列為價值順位第一名的地方，在東亞也只有臺灣人這樣想事情。先前的「鏟子超人」，更是驗證了這調查。
與美國的脈絡相對不同，臺灣的地方社區跟宮廟遇到的挑戰似乎是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中共透過資金跨越臺灣海峽，滲透了地方宮廟，進而影響選舉。所以臺灣遇到的挑戰並不是社會資本的裂解（Bowling Alone），而是社會資本的赤化跟被軍事化，乃臺灣人不可不察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