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和歐洲總公司高管的小僵持事件算一幕戲的話，那只能算是上集。因為，總公司的高管豈會輕易罷休，被當年還是小伙子的我；那般頂撞。下集很快就發生了，就在大約一個星期後的新加坡地區總部會議室上演了。
幕後發生過什麼事，我不清楚，只被通知什麼時間在哪個地點參加一個會議。走進會議室一看，是我新加坡的那位洋人主管，還有總部的執行長和行銷經理，我當場就猜想；應該是半途流產的台北會談主題再度被端上檯面，在新加坡再度上演。我心裡暗想，沒事，我的上司在，這事有他頂著。誰知道會議一開始，我上司獨撐不到一分鐘，他逐漸頂不住了。取而代之，他轉身對我提問，好像我們倆從來沒討論過我負責區域的預算一樣，這下質詢我的人從原來的兩個變成了三個。只是，其中一個是我的上司，對我的預算內容了解程度不比我差的人。頓時，我覺得有被出賣的感覺。
整個會議很快變成我一個人挨打，其他三人一人一拳輪流打。我當時的絕望很難形容，應該還努力保持著風度，只是臉上一定紅腫得跟剛摘取的豬肝一樣。當時我知道沒法從這一局脫身，除非我放棄所有已經處理的；已經被核准的項目，任他們為所欲為，直接屈服，重擬預算。但是，這算什麼？當時靈機一動，何不像籃球賽大量失分時一樣，叫個暫停冷靜一下。
洋人的"Excuse Me"這表達很好用，它的下句可以是任何要求，包含要求重講一次，稍微離席一下或必須上洗手間等等，通常都會被尊重並且接受。於是，不到一分鐘時間，我就和我的主管站在離會議室有些距離的走道上私下談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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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不說清楚自己立場，更待何時？身為我的主管的他，這時對我可以有軟硬兩種態度來“處理”，這當然是領導統御藝術的展現。在那談話不可能太久的時段，我已經差不多捕捉到他的態度。我可以明顯感覺，他應該是準備屈服，甚至有可能照單全收，只是他對我採取的是軟訴求。這下，我為難了，我真不知道要如何面對我自己區域內的團隊成員。
當時的我當然明白，我的主管也是常人。他是常駐新加坡的瑞士人，有菲律賓籍配偶，喜歡亞洲的生活。想當然爾，會努力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可以犧牲整個亞洲系統同僚的權益嗎？
碰上這樣的事，當下是挑戰，事後絕對會是個煎熬，因為，將來具體執行的，還是我這個職務和其他別的亞洲國家的市場負責人。今天，回想起來，我畢竟不是我那位主管，我所能想到的解決方案不必然的他會接受和採納。我只能告訴他我的看法。
當然，他還有其他地區市場負責人得一一說服。這個困境不小，對他，對區域內的同事都一樣，由不得我們的。
當下的我沒有可能和遠在台北的團隊成員磋商，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仔細思考。再踏進去會議室前，我必須決定如何回應我的上司，好讓他繼續‘’演‘’下去。心中五味雜陳，我該堅持嗎？還是，就當個「太平官」，選擇妥協？也就是說，避開這一次的煎熬，回台之後再面對另一波可想而知異常艱難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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