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華與劉孟奇的圖一
有許多人說高鐵帶來了空間革命。不過臺灣第一次的空間革命，是發生在日治初期的縱貫線通車才對。
社會科學的學者，從經濟史家Fogel(我的metnor Claudia Goldin唸博班時的指導教授）以來，就相當著迷於估計鐵路通車的經濟效果。
之於Fogel而言，美國四通八達的水路，讓鐵路似乎有點「多此一舉」，所以在評估鐵路的效果時，也必須一併思考替代的交通方案。
一直到最近由MIT的 Donaldson等人用一般均衡的架構去估計鐵路效果，美國的鐵路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大致上已經沒什麼好吵的。
而研究墨西哥鐵路的經濟史學者John Coatsworth則利用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因為墨西哥缺乏作為水路的替代方案，引進鐵路帶來的社會福利是美國的十倍以上。
之於臺灣南北的交通，在清代時並不發達，也缺乏水運。
根據葉高華與劉孟奇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的研究〈再探鐵路對於20世紀初臺灣農業生產的影響〉：「美國的水運深入內陸，臺灣則不然。除了淡水河，臺灣的河川不但無法發展水運，還成為陸上交通的阻礙。對於十九世紀的臺灣而言，如果沒有鐵路，只剩下田間路徑了。」
在文中，葉高華與劉孟奇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在鐵路將南北交通的路線「固定下來」之前，連通南北的道路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如文中所述：
「1873年，美國博物學家 Joseph Steere 來臺灣收集標本。根據他的描述，即使是連結臺南、嘉義兩大城市的通道，也座落在稻田之間，位置看起來不太固定」
1895年後，日本總督府發現劉銘傳所建的鐵路跟火車不太堪用，便重新建立了新的鐵路網絡，跟一般非洲殖民地是「從內陸礦區連到港口」不同，這條鐵路從基隆往南、打狗往北同時興建，而當時的士大夫是相當看好這條鐵路的發展。
曾經寫過《臺灣三字經》用來介紹臺灣史地的王石鵬，是漢學先生，從小習八股文，與當時的「漢文化狂熱者」新竹知事櫻井勉交情甚好。葉高華與劉孟奇老師的文章便提到，王石鵬曾在漢文日日新報上，評論道「縱貫線」開通帶來的好處：
「臺灣雖蕞爾一小島。然農產礦產林產水產。欲求如臺灣之富者。誠屬不可多得。......向以工艱運貴。銷售不廣。鐵道既開。機械可入。重貨可出。各處會社勃興。遐鄉僻壤之產。悉可致諸海壖。而流通於外國。銷路既廣。則商務繁興。土貨暢行。則用工斯眾。」
我自己讀第一銀行跟彰化銀行的材料時，也看到當時搞銀行的大家，相當看好這個發展，因為到時候貨通南北，農工商若有發展，銀行便有辦法吸收更多存款跟撥出更多貸款。
最早研究縱貫線效果的文章，是吳聰敏跟盧佳慧在2008年利用苗栗三堡以南的堡里去觀察縱貫線開通的效果，這篇文章觀察到了，如果該堡里有鐵路車站，則稻米產量在通車後便相應地上升。
而葉高華與劉孟奇的文章，則有幾個不同之處。第一是他們利用了臺灣的第一次跟第二次農業普查與戶口普查的資料，因而可以掌握全臺灣2000多個個村里街庄的農業產出與勞動投入，這讓他們可以去估計「生產力」。
第二個是如此精緻的資料，也讓他們可以各精細的去評估「鐵路」的影響。利用GIS方法，他們將各個街庄切成細塊，每一個細塊可以算一個到最近車站的距離，他們可以再取平均，得到各個街庄到車站的平均距離。這方法已經是今天我跟其他臺灣團隊（如有一個團隊現在正在做土地改革）處理縱貫線的標準方法。
在這兩點上，葉高華跟劉孟奇的研究可以去比較兩次普查之間（1903跟1915)開通的車站，對當地經濟有什麼影響。他們的研究估算出來，鐵路開通對鄰近的地區，大概提升了20%的（收益）生產力。
這什麼原因呢？因為鐵路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開通了鄰近市場，這對於農民的生際有很大的影響。本來因為交通不方面，土地就擺在那裡，平時就算下了田，但因為傳統交通代價高額，算上交通成本，就算中間是經過米商能代理人，但真能賣出去的米並不多，受限於市場。但因為鐵路開通了，互通有無，一樣下田種稻，米出得去，貨進得來，因而發了財。
後續的研究，有什麼可能再沿著這條路去做呢？我想有幾點。
第一個是路徑依賴的影響。研究臺灣戰後交通的，或許有發現，無論是公路，還是後來的高鐵，路線跟替代交通，都必須考慮到戰後的臺鐵。
第二個是比較歷史學的，最近有些新的史學研究，尤其是中國人的研究，喜歡從「低科技」談日本殖民的現代性，比方說臺車用上人力，來說明科技跟現代性在日治時期是挺有限的。真的嗎？如果我找同時期的美國，其實用水運的話，也有大量人力的問題，因為美國的瀑布多，船開到很多節點，就必須上到陸地上，僱人把船拖過去，到河的另一邊才能繼續。怎麼就沒人說同時期水運、鐵路並存的美國是「低科技」了。
光是縱貫線的交通革命，對於臺灣經濟就有巨大的衝擊，除了「質化」的那些檔案跟新聞記錄，還包括了「量化」上的經濟效果。對這些經過，視而不見，侃侃而談科技、交通與治理的臺灣日治研究，值得看嗎？
第三，回到了臺灣當時的脈絡，究竟鐵路的開通，如何影響了社會的組成？哈佛商學院的助理教授Anke Becker在2025年秋季的哈佛經濟史Seminar報了她手上的論文，從社會學涂爾幹跟齊美爾出發，發現鐵路的到來改變了瑞典鄉區的命名習慣跟社會網絡，村裡特殊的命名隨著鐵路的到時，變成了全國普遍都有的名稱，而在瑞典的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留在鄉下的老人大幅提高了自殺率。臺灣呢？
（對了，葉高華老師的方格子正在討論涂爾幹的經典《自殺論》）。
第四，我覺得更為有趣，就是有人可能會覺得這類研究「理所當然」。但是在臺灣歷史的脈絡裡，對於這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再發現」，卻是相當重要的事。
我個人的研究，便也發現日治時期的金融網絡對戰後經濟奇蹟的重要性。坦白講裡面的經濟學簡單到蠻直白的：附近要先有銀行，人才有辦法借到錢。但這麼直白的東西，卻不曾被早期的研究者認為重要。
也就是說，眼前大量的「理所當然」，其實是過去幾十年來臺灣學者不斷累積出來。這也是為何陳紹馨老師那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 — 台灣』，當年看是如此的激進，今天的年輕人看卻會覺得如此的「正常」，甚至覺得陳老師有點「保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