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從以前就很喜愛在台馬華文學作品，前兩週在吉隆坡與三三出版社發行人、台灣季風帶文化創辦人林韋地有很深入的對談，解釋了我許多疑惑，包含為何華文在東南亞常被貼上共產主義標籤？馬華文學是如何處理自身邊緣與中心的問題？
這場對談有賴於林韋地特殊的經驗，我想就算是在兩岸之間，也鮮少能有出版人能橫跨新、馬、台三地，觀察不同華文作者與書店之間發展的差異，聊到以前馬華族群會恐懼「華文」的消亡，也讓我想到以前台灣打壓台語的說國語運動，經驗可以互相對照。
東南亞華人創作作為一種不同的視角，尤其體現的是華人與中心（中國）的關係並非只有非黑即白的立場，這是我認為最可貴的、有別於兩岸的觀察，希望這篇訪談能為關注東南亞華文創作的人們提供一些背景訊息。
三三和季風帶出版這次也都會於台北書展亮相，歡迎大家前往支持。
三三出版社發行人、台灣季風帶文化創辦人林韋地
Q1｜馬華文學是什麼？發展脈絡如何？
張遇（問）：
能不能先跟我們介紹一下馬華文學是什麼？它的發展脈絡大概如何？
林韋地（答）：
要講源頭可以追得很早。新加坡與現在的馬來西亞在獨立建國前都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因經濟需要引進大量勞工，包括華人。移民帶來文化與文字創作，逐漸形成當地文學與文化創作圈。
早期創作較離散，中國性與鄉愁較強；到約一百年前（20～30年代），開始有人意識到不應只寫「中國的事」，而應書寫本地鄉土與現實，馬華意識逐漸形成，但它也會隨大中華政治局勢起落：例如1937抗戰爆發，大家更關心中國被侵略，本土性就弱了；馬來亞獨立建國後，華人要思考在新國家的位置與如何融入，本土意識又再萌芽。
冷戰時期還有關鍵影響：國共內戰後中國「赤化」，使東南亞很容易把「華文／華人」與共產主義連結。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站在西方陣營，反共政權對華文多有打壓。華文發展因此長期艱困，也帶來一種「原罪式」的連結。
Q2｜為何華文在東南亞常被貼上共產主義標籤？這對創作者的影響是什麼？
張遇（問）：
即便華文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常被貼標籤，會不會讓人覺得委屈？
林韋地（答）：
標籤多來自他者，並非所有華文使用者都認同共產主義。但這確實造成一種「悲情」。早期許多馬華相關書寫有深沉焦慮：華文會不會被消滅？下一代會不會不說華文？也常寫到長輩艱難取得身分證、努力維持華文教育等故事，反映時代壓力。
張遇（問）：
但在馬華文學裡，馬共題材似乎又不可忽視，這在內部會有矛盾嗎？
林韋地（答）：
馬共在上世紀本質上是馬來半島的一次內戰：最初對抗英殖民，獨立後反共任務由新政權繼承，馬共成員有多族裔，其實並不是只有華人，但由於華人較多，所以容易與華人連結。
當時在新加坡是英文霸權、馬來西亞有馬來文霸權，華文處於被壓抑狀態，有些人對馬共有較同情的史觀，文學場域也存在流派與意識形態分歧：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現實主義較受中國影響、批判控訴強；現代主義較受台灣／香港影響，強調文學不應過度政治化。冷戰結束、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又出現大轉向。
Q3｜90年代後，馬華文學主要討論什麼？與「中國」的關係怎麼處理？
張遇（問）：
那90年代後，大家關注與探討的主題是什麼？
林韋地（答）：
只要使用華文、又不在國籍意義上是「中國人」，就難免要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可以是文化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也可以是國家意義上的中國。
在馬來西亞有人主張延續中國古典文學與歷史，認為華人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分支（有「正統／延續」的訴求）；也有人強調在地化、本土主體性，認為「中國是中國，我們是我們」。這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條光譜，創作者落在不同位置。
Q4｜芭蕉葉、橡膠園、雨林、族群地景等意象：是刻板印象嗎？為何會集中出現？
張遇（問）：
馬華文學常出現芭蕉葉、橡膠園、雨林、族群地景等意象。這是刻板印象嗎？為何會大量出現？
林韋地（答）：
馬華文學較早被「中心」看見，很大程度是從90年代台灣開始：一批在台馬華作家（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有留學台灣背景，中文功底強，也獲得台灣文壇肯定。
他們在台灣會面對身分認同問題，又有東南亞「故鄉召喚」，不可避免書寫東南亞經驗。這些強勢作品也強化外界對馬華文學的想像：張貴興的砂勞越雨林、動植物意象很明顯；黃錦樹大量寫馬共（立場常是批判與嘲諷），卻反而被一些馬共研究者或同情者當作代表。台灣／香港讀者在那個年代接觸馬華文學，很可能先讀到這些作品，於是「馬華印象」被定型，也可能引來後輩模仿、學習或致敬。
Q5｜「馬華文學」這個詞準確嗎？為何歧義這麼大？
張遇（問）：
其實我很常會思考「馬華文學」這個稱呼精確嗎？畢竟在馬來西亞也有本島、東馬，這地域之間差異還挺大的，新加坡還有「新華文學」，我很常感覺這樣稱呼是不是有點冒犯？
林韋地（答）：
「馬華文學」確實是一個高度歧義的詞，好比：
台灣語境：多指「在台馬華文學」，討論的常是「在台灣發表／被台灣看見」的作品。馬來西亞語境：有人認為在台馬華作家已入籍台灣，他們寫的是「想像中的東南亞」，與當代馬來西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有落差，因此反對他們代表馬華文學。
新加坡語境：會刻意用時間切分，1965建國前叫馬華文學，1965後才叫新華文學。
另外，剛提到的幾位名家多來自東馬（砂勞越）。例如李永平年輕時不願被歸類為「馬華作家」，更認同自己是「砂勞越作家」，因為砂勞越並入馬來西亞的歷史與認同很複雜，也帶有「吉隆坡中心」的政治意味。歷史上它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地區，歷史完全沒什麼交集，只是因為同樣是英國人的殖民地，然後那個時候為了反共的需要，所以1963年硬合併成一個國家，所以那個文化跟歷史的脈絡其實非常不一樣。變成每個立場都會有各自解讀的方向，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
張貴興是極具風格的馬華作家，代表作有《猴杯》《野豬渡河》
Q6｜官方是否承認華文創作？資源結構如何影響馬華文學？
張遇（問）：
我這趟來馬來西亞，感覺華人的處境非常微妙，尤其以華文教育和使用來說，官方似乎不完全承認華文創作為國家文學，能談談嗎？
林韋地（答）：馬來西亞官方教育的終極目標至今仍是以馬來文作為知識語言。憲法保障學習母語，但國家文學主要承認馬來文創作，華文文學不在官方文學範疇。因此文化部等公共資源很少投入華文文學；學術界雖有研究，但整體資源遠少於台灣、香港或新加坡。這也加深「悲情」與被不平等待遇的感受。
張遇（問）：
那現在年輕馬華作者關心什麼？過去那種「苦大仇深」的情緒還在嗎？
林韋地（答）：
我不太敢代表年輕作者（笑），但觀察上：年輕世代的民族悲情感明顯降低，他們成長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時代，中國改革開放與崛起後，也更少有人焦慮「華文會在馬來西亞消失」。
我們小時候學華文會有「瀕臨絕種」般的使命感：擔心華校被關、擔心華文滅種；當時方言更興盛，經濟與官方語言以英文、馬來文為主。現在回想很荒謬，但當時氛圍確實如此。
年輕世代不再經歷這些，更多處理資本主義下的異化、個人價值與認同等議題。這些問題是全球性的，所以作品可能與台灣、香港、中國作者高度相似。於是又出現另一種焦慮：如果寫得都很像，那「馬華特殊性」在哪裡？有人強調特殊性重要，有人不想被稱為馬華作家，只認為自己是華文創作者。
Q7｜為何近年馬華作品在兩岸能見度上升？
張遇（問）：
那你怎麼看待這幾年馬華文學在兩岸的能見度變高呢？
林韋地（答）：
主要還是少數作家，而不是整體「很高能見度」。多數香港、台灣一般讀者仍對馬華文學陌生，真正被聽見的就那幾位。我聽過一個說法：兩岸局勢緊張時，一些作品帶有港台風情與文學味，但作者身分又相對「中立」、不觸碰禁忌，於是剛好填補市場空缺，類似林俊傑、梁靜茹、孫燕姿在中國很紅、又相對不惹麻煩的邏輯。再加上其作品可能觸動某些中國女性讀者，黎紫書的作品也可能因此受歡迎。
Q8｜新馬對中港台的反向影響？「邊緣」是否需要追求「中心」認可？
張遇（問）：
你在台馬新三地都待過。你觀察到馬華文學對台灣文學有「反哺／影響」嗎？還是更多是中港台影響新馬？邊緣是否需要追求中心認可？
林韋地（答）：
整體上中港台影響新馬遠多於新馬影響中港台。新加坡在政治上對中國或許有影響，但在華文文學上很少。長期以來，台灣／香港（以及中國）對新馬影響深：現代主義者大量讀港台詩人與作家；現實主義者讀中國大陸文學。
從「邊緣反攻中心」並獲得認可的例子，黎紫書算少數，但另一個問題是：追求中心認可重要嗎？「邊緣／中心」本身也是從大中華視角定義的；從自身視角未必覺得自己是邊緣。創作上需要在「不以中心美學為唯一標準」與「不固步自封」之間取得平衡。
黎紫書《流俗地》近年在兩岸能見度頗高，也帶動怡保觀光人潮
Q9｜書店／出版社經營：台、新、馬三地的主要困難分別是什麼？
張遇（問）：
以書店與出版社經營者角度，新馬台三地各自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林韋地（答）：
困難都很困難，但是有不同的困難（笑）：
- 台灣：遊戲規則不公平，折扣戰嚴重。新書常見79折，但書店批發價約7折，毛利只剩約一成；若不折扣，價格競爭輸給網路書店。
需要規範新書折扣，但政府長期缺位。 - 新加坡：
租金與人事成本高，新幣強、空間與土地成本貴，疫後通膨更明顯。華文讀者基數雖小，但競爭也少，而且可賣英文書與禮品，結構上仍可支撐。 - 馬來西亞：消費力相對低，書對一般消費者顯得貴，能買的有限，
價格敏感度更強，毛利更低。
至於「華文人口」在新加坡並非最關鍵：新移民增加，華語使用比例上升；世界各地也能開華文書店（如東京），新馬基數並不比日本低。
Q10｜出版策略：繁體／簡體市場怎麼決定？在台與在新馬出版側重點有何不同？
張遇（問）：
你同時做繁體與簡體，會怎麼決定面向哪個市場？在台與在新馬出版策略有何不同？
林韋地（答）：
我們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出版社。邏輯是：
- 在台灣（場域較大）：市場期待我們做更「東南亞／新馬專業」內容，
因此東南亞性、新馬性更強，較多文學與學術、文化介紹類；書可能更厚、定價較高。 - 在新馬（相對更「大」）：
其他出版社少，反而被期待做更綜合、像一般出版社；可做更貼近當地社會的內容（例如政治評論、時事類），但這類台灣讀者通常無感。新馬讀者也較習慣字數少、書更輕薄、售價更低。
Q11｜書展策略：台北書展與吉隆坡書展怎麼做？
張遇（問）：
接下來有台北書展與吉隆坡書展。你在不同場域會怎麼選書與推廣？
林韋地（答）：
各地書展主要以出版社身分參展，重點是推廣自己的出版品。在台灣參展時會少量引進其他新馬華文出版社的書，讓台灣讀者看到新馬一年內出版了什麼；但數量不大，除非是特別熱賣的作家。整體仍以推廣季風帶、草根、三三出版品為主。
台北書展攤位展前還會趕出約5本新書。最近一本是楊邦尼的散文集《毒藥與藏身》，寫他作為HIV感染者在馬來西亞的經歷。
馬來西亞以伊斯蘭為國教，HIV高度敏感，常與同志議題相連，污名與執法騷擾都可能出現。但馬來西亞公共衛生體系對HIV照護其實很好，裡面有意識形態的張力。作者累積二十年才出這本散文集，可說厚積薄發，很值得閱讀，也體現文學在受壓環境中提供發聲管道的意義。
張遇（問）：
馬來西亞華文作品面向海外讀者時，語言、本地用語與實物描述要怎麼拿捏？會為了可讀性調整嗎？
林韋地（答）：
基本上不調整，地方性會保留；讀者要自己靠近文本。少數會調的是：
- 在台灣語境裡變得政治不正確的詞，會改成台灣習慣用語（例如「外勞」改「移工」、「遊民」改「街友」等）。
- 個別編輯規範差異（如「知識分子」的「份／分」等，港新馬與台的用法差別）。我個人不太在意，團隊編輯可能更在意；原則仍以「信達雅」、讀者能理解為主。
張遇（問）：
馬華文學是否被期待寫成某種樣子？海外讀者／評審會期待雨林、馬共等元素嗎？
林韋地（答）：
有，而且有時專業圈期待更強。楊邦寧分享過：他寫HIV的作品入圍後沒得獎，評審認為「不夠馬華」，覺得HIV哪裡都有、缺乏馬華特殊性。這種期待反而來自台灣、香港、中國來的評審。
但我認為：誰都可以寫什麼，也都可以被批判。創作者自己不該被這些「場域政治」綁架，重點是寫得好不好、寫到自己想寫的層次即可。
張遇（問）：
但這會不會牽涉到文化代表的政治正確問題？好比現在歐美非常在意，誰能代表某族群來寫？像白人寫華工史、或華人視角，就非常容易起爭議。
林韋地（答）：「誰都可以寫」與「誰都可以被批判」是兩件事。寫可以，但要如果你不是這個議題所主要面對的族群，當然就得承受更高強度的批判。
創作者不必被這套綁住；但現實中，寫弱勢族群題材時，我有時會覺得怪，不一定是「冒犯」，而是很容易不精確。例如漢人寫原住民題材、或只短住一兩年就寫新馬並在中港台大賣、甚至被當作代表性書寫，我會懷疑其脈絡掌握是否足夠。學術評論也類似：很多「大師」在地時間很少，話語權卻遠大於在地學者。讀者需要有自覺。
筆者與林韋地對談後在季風帶書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