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但歷史真的能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嗎？
我最近閱讀《課綱中的世界史》，其中一篇討論「啟蒙與革命」，將時代背景置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羅伯斯比恐怖統治陰影下的蘇格蘭思想界。那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年代：君主與共和的對立、進步與平等的拉扯，以及宿命論與個人責任的衝突，同時在政治與思想層面交織。
文中提及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亞當．佛格森。他一方面倡導「蘇格蘭民兵運動」，藉此爭取政治平等、反對專制；另一方面，卻支持合併後的聯合王國憲政體制，主張不平等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他看來，歐洲文明相較於所謂的「原始部落」更為進步，而這種進步具體表現於商業社會的繁榮與分工體系。
十八世紀的歐洲，大量來自「新大陸」的見聞流傳，其中最令歐洲人震撼的，是這樣的描述：不信奉基督教的美洲原住民，卻能進行清晰嚴密的理性論證；缺乏希臘民主與羅馬法治傳統的社會，有些甚至比歐洲更加平等，擁有議會制度，女性也能參與公共討論。這動搖了歐洲對文明、理性與進步的既定想像，也迫使思想家反思：歐洲社會，真的如自己所相信的那樣自由與平等嗎？
在這背景下，盧梭提出「自然狀態」的概念。他相信，在人類最初的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平等且自由，既無政府壓迫，也不存在後天建構的階級。對盧梭而言，文明使人墮落。法律、財產權與社會結構雖被稱為進步，實際上卻保護少數人利益，剝奪多數人的自然平等。人類每邁向文明一步，也同時遠離原初道德情操——互助、利他與同情。
佛格森在親眼目睹法國大革命及羅伯斯比恐怖統治後，對此提出強烈反駁。他看到理性革命如何走向極端，甚至僅因「不夠革命」就可能被處死，因此批評盧梭思想「非歷史的」——整盤式否定歷史連續性，將文明視為背叛自然狀態，抹消歷史演變的正當性。
在佛格森看來，不平等並非道德墮落，而是社會自然演變的產物。隨商業文明發展，技術與勞力分工精細，社會結構必然分層。當人口與經濟規模擴大，不平等便隨專業分工浮現。個體能力與性向的差異，使結果上的不平等幾乎不可避免；沒有不平等，政府、秩序與社會組織難以存在。
然而，佛格森晚年完成《羅馬共和興亡史》時，警告英國公民：不要讓商業繁榮與國家擴張，最終導向專制主義。這正是文明社會可能走向衰亡的關鍵危機。
我想追問的是：在十八世紀，當思想家爭論理想政體與社會形態時，有一群人卻被系統性遮蔽——而他們，恰是啟蒙反思的重要觸媒：美洲原住民。他們真的落後嗎？狩獵採集社會，因規模小、缺乏國家機器，就必然低等嗎？歷史若以文字為起點，但文字同時是課稅、治理與控制工具，一個迴避文字、避免權力集中與階級分化的社會，真的應被判定為「不文明」嗎？或歷史敘事本身，就是國家用以說服人民接受不平等的防線？
遠離學生時代許久的我，回看啟蒙，它不再只是通往法治、共和與民主的里程碑，而是一個關鍵時刻——歐洲社會被迫重新思考「政治生活本身」，從美洲原住民身上重新拾回人之多元性質。
閱讀佛格森思考蘇格蘭問題，我不自覺將問題對照當今台灣。在物質豐饒的世界，我們真的更進步、更平等了嗎？冷戰後市場至上化，貧富差距擴大，出身往往比努力決定命運；民主制度難以處理資本波動，社群媒體推播與政黨惡鬥，使公共討論高度極化。在全球氣候變遷時代，身處晶片製造核心的台灣，又應承擔怎樣的社會與個人責任？
歷史無法給出標準答案。但它能提醒我們：當回望過去，其實是因為當下經驗某種不安。書中一句話我非常認同：人類通向未來的每一步，都處在漆黑之中；某些民族成就非凡，源於人的行動，而非計畫；唯有持續行動，未來與歷史才被創造。
也正因如此，唯有反思自身與歷史，歷史才成為有用的知識。或許，是時候將啟蒙精神重新帶回台灣——不是市場至上的成長神話，而是重新學習曾在原住民族社會中實踐的價值：共善、平等，以及對祖靈與自然的敬重。讓被體制消耗的人性重新被找回，也讓在都市叢林中失根的人，重新找回與他人、與世界連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