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標題「Conséquences pratiques」，常譯為「實際的結論」。但本章其實不算總結全書的結論（第三編第一章更像），而是：實務上怎麼做？這樣做會發生什麼？因此，本章標題的真正意思是「實務影響」。
但在討論如何防制自殺之前，還得先釐清一件事：自殺正常嗎？涂爾幹認為，正常現象一定會發生，防制不了的；只有不正常的弊病才能夠防制。
一、自殺正常嗎？
涂爾幹曾說：犯罪是正常的，因為任何社會都有犯罪，不可能不發生。他曾因此遭到輿論攻擊。這裡他又指出：自殺也是這樣，任何社會都有自殺。甚至可以說，自殺就是任何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特定道德素質與特定自殺類型互相對應，而自殺只是每一種道德素質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必然採取的形式，不可能不發生。例如，崇尚個性的社會必然發生利己型自殺；強調克己精神的社會必然發生利他型自殺；重視名利追求的社會必然發生脫序型自殺。（442-1~443-1）
你可能會說，只要採行中庸之道，讓每一種道德素質都不強也不弱，不就可以避免自殺了嗎？涂爾幹說，辦不到。因為任何社會都有某些特殊環境，需要根據情況加強或減弱某些道德素質。例如，我們總得有些學者、藝術家來從事創作吧，但那樣的環境就會崇尚個性。總得有軍隊來保護我們吧，但那樣的環境就會強調克己精神。考慮到社會不僅必須面對各種不同情況，而且不可能保持一成不變，這種必要性就更明顯了。（443-2~444-1）
因此，涂爾幹主張：具有某種強度的自殺傾向是正常的社會現象。不過，自殺率節節高升可就不正常了。
有人說，這種增加是文明的代價。文明社會特有的結構對自殺具有刺激作用。如果採取特殊措施來反對自殺，豈不同時反對文明？涂爾幹說，文明發展與自殺的增加沒有邏輯上的關係。自殺的增加不是由於進步的固有性質，而是伴隨文明進步而來的一種病理狀態。那就是：既嚴重又迅速的的變化。這些變化不是來自有規律的演進，而是來自一種病態的動盪。這種動盪完全可能徹底推翻過去的一切規則，但不可能建立任何新的規則。因此，自殺傾向高漲反映的不是我們的文明日益光輝燦爛，而是一種危機與動盪的狀態，這種狀態的延長不可能沒有危險。（445-3~448-1）涂爾幹於此明確表態：他支持有規律的演進，反對激烈變革。
那麼，有什麼辦法來消除這種不正常現象呢？
二、無效的辦法
很直觀的想法是：恢復過去嚇阻自殺的嚴刑峻法。涂爾幹說：沒用。能夠喚起我們道德感的不是法律條文。一種行為是否在道義上令人憎惡，不是取決於法律。如果法律制止公眾認為無害的行為，那麼使我們感到氣憤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所懲罰的行為。前面曾指出，自殺其實是美德的近親，只是過分了（第二編第四章）。因此輿論對於自殺的評價容易產生分歧。自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輿論所尊重的感情引起的，所以輿論在譴責自殺時不能沒有保留與毫不猶豫。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沒有多大用處。（449-3~450-3）
不然，可以透過教育，教導人們不要自殺啊。涂爾幹說，這是賦予教育一種它所沒有的能力。教育只是社會的縮影：模擬社會並以縮小的形式複製社會，而不是創造社會。只有在社會本身得到改造的時候，教育才能得到改造。（451-2~452-1）這一段很冷靜地提醒我們，教改何以如此艱難。我們常以為可以透過教改來改造社會，但若遠離社會慣性的話，最後被改掉的恐怕是教改本身。
讓我們從自殺的原因著手吧。利己型自殺的根源，是社會沒有足夠的整合作用使成員從屬於它。這種自殺之所以過分增加，是因為虛弱的社會聽任許多成員完全擺脫其影響。因此，糾正這種弊病的唯一辦法，是使各種社會群體更加牢靠地留住個人，使個人更加依戀群體。應該使個人感受到自己與超越自身的群體利害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就不會只在自己身上尋找自己行為的唯一目標。而且，個人會意識到自己對於某件超越自身的目標有用，如此生活就會獲得意義。那麼，什麼團體最適合提供這種團結一致的感情呢？（452-3~453-1）
不是政治團體。雖然前面已證明：自殺率與政治的社會整合程度成反比（第二編第三章），但政治團體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太間接了，不能使我們對這種聯繫有某種強烈與不間斷的感情。只有一些特殊情況，如民族或政治的重大危機，國家觀念才會被置於首要地位，滲入人們的意識，成為行為的指導動機。如此間歇的影響，無法經常性地抑制自殺。（453-2）
不是宗教團體。雖然前面已證明：自殺率與宗教的社會整合程度成反比（第二編第二章），但宗教只有在不允許自由思考的情況下，才能抑制自殺。現在宗教再也沒有足以使我們做出這種犧牲的權威，而且可能再也不會有了。當宗教只不過是一種象徵的理想主義、一種可以討論且與日常工作沒有多大關係的哲學時，很難提供團結一致的感情。因此，不能指望宗教來制止自殺。（453-3~455-1）
家庭也難以指望了。雖然前面已證明：自殺率與家庭的社會整合程度成反比（第二編第三章），但家庭結構的變遷，使家庭不再具有從前那種預防作用。從前，家庭成員從出生到死亡，一直留在家庭的活動範圍內，形成一個長久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如今，這種家庭的存在是很短暫的。孩子們一旦長大，就會人去樓空。並不是我們不愛我們的孩子，而是他們以不太密切與不很經常的方式參與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的生活需要有其他存在理由。（456-2）
如此說來，難道無藥可救了嗎？
三、涂爾幹的處方
（一）職業團體
宗教、家庭與祖國之所以能預防利己型自殺，原因不在於它們所利用的特殊情感，而在於它們都是團體。完全不同的團體也能起同樣作用，只要它具有同樣的凝聚力。還有一種團體有能力起這種作用，那就是由同類勞動者、履行同樣職責的人聯合起來的職業團體或行會。（457-2）
這種團體由從事同類工作的人組成。他們的興趣是一致的，所以再也沒有比它更適合形成社會感情的場所了。而且，職業團體擁有三個方面的優勢：
（1）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存在，而且涉及大部分人。它不像政治團體那樣只能間歇地影響個人，而是始終與他們保持接觸。
（2）職業團體能隨著勞動者到他們所去的任何地方，家庭則不能。不管人們在什麼地方，都能發現職業團體就在身邊，使他們想起自己的責任，並獲得支持。
（3）職業生活幾乎就是全部生活，所以我們生活的一切細節都感受到職業團體的影響，從而具有一種集體感。
因此，職業團體具有圍繞個人、使人脫離精神上孤立狀態所需的一切。（458-1）
當時的歐洲，要麼讓職業生活無人管理，要麼透過國家來管理。但國家是一台笨重的機器，其動作總是千篇一律，不能靈活適應無數不同的特殊情況。國家必然是強制與一成不變的，解決之道是建立國家以外的集體力量。職業團體與現實的關聯相當直接，能夠察覺現實的一切細微變化，尊重現實的多樣性。因此，涂爾幹認為國家只要維護所有人共有的權利與責任就好。至於每一種職業特有的權利與責任（像是勞動標準、保險、年金），應交由職業團體按自己的特性規定與管理。（458-3~460-1）
涂爾幹如果看到我們現在的樣子，想必是無比感慨吧。時隔一百多年，他寄予厚望的職業團體還是沒有強大起來。現在的職業環境比起他那個時代，更加多樣而複雜，但我們仍試圖由國家制訂千篇一律的法規，進行一成不變的管制，當然更不能靈活適應無數不同的特殊情況了。
總而言之，涂爾幹認為強大的職業團體不僅能抑制利己型自殺，同時也能抑制脫序型自殺。因為脫序與利己潮流一樣，部分來自於社會的解組，所以防制辦法是相同的。（461-2~462-1）至於利他型自殺，在現代社會愈來愈少，也就沒啥好防制的了。
（二）婚姻的難題
不過還有一種自殺，上述辦法無能為力，那就是婚姻脫序引起的自殺。要減少這種自殺，只能讓婚姻關係牢不可破。問題是，這樣雖能減少丈夫的自殺，卻會增加妻子的自殺（第二編第五章）。只要一方需要自由，另一方需要約束，那麼婚姻制度就不可能對雙方同樣有利。難道必定得犧牲其中一方嗎？在此，我們似乎遇到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463-3~464-1）
涂爾幹說，這種對立是因為夫妻雙方並不同樣參與社會生活：丈夫積極參與而妻子只能遠遠地作壁上觀。男女要能同樣地受到婚姻制度的保護，他們首先應該是同樣性質的人。對於那些呼籲廢除婚姻制度的性別平權人士，涂爾幹評論：他們忘了長久的傳統是不可能一下子廢除的。反對激烈變革的他，寄望於女人可以在社會上起到比當時更積極、更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夫妻之間差距不大時，結婚才不會必然有利於一方而不利於另一方。（464-2~465-2）
四、從血緣到地緣，再到業緣
起初，社會是在家庭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後來，家庭團體讓位於地方社會。同一個地方的個人，形成不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共同觀念、習俗，但與較遠地方的觀念、習俗不盡相同。如此便形成一些小的集合體，每個集合體都擁有與眾不同的面貌。它們互相結成聯盟，以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從而形成更複雜的社會。隨著這些聯盟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彼此的界線逐漸模糊不清，地方逐漸失去原來的道德個性。（467-3）
最後，在中央集權化中唯一保存下來的集體力量，就是國家。在國家面前，只有數量不定的無數個人。於是國家過多地承擔不適合、也不能有效完成的責任。國家既好管閒事，又無能為力。個人除了接受國家的影響，不再接受別的集體影響。然而，國家離他們很遠，只能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地影響他們。這種感覺對他們來說，既不連續，也沒有足夠力量。在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沒有什麼東西使他們忘掉自己，並把某種約束施加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利己主義或放縱自己。（468-2）
為了糾正這種弊病，有人主張地方分權。但真正有效的地方分權是將各種力量都集中在地方，而這樣會鬆開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聯繫。涂爾幹認為，唯一可以增加共同生活而不破壞國家統一的分權，是職業分權。因為，每一個團體只是某種特殊與有限的活動中心，彼此不可分開。個人既可以依附於這些團體，又不會削弱其與整體的聯繫。社會生活可以分成若干部分，同時繼續保持完整，只要每一個部分代表一種功能。這就是涂爾幹理想中的業緣、功能社會。（469-1~169-2）
全書結語
涂爾幹總結：「由此可見，一部關於自殺的專論，其意義與影響範圍超出它所專門針對的那一類具體事實本身。」（470-2）這正是我在最一開始指出的：涂爾幹真正在意的是示範如何做社會學研究，只是透過自殺議題來體現。他寫的其實是《何謂社會學研究：以自殺為例》。
最後，涂爾幹呼籲：「不要過度誇大政治哲學家們熱衷的那些過分明確的計畫的價值。那些都是想像的遊戲，總是與複雜的現實相去甚遠，在實踐中幾乎毫無用處；社會現實並不簡單……唯有與事物直接接觸，才能使科學獲得其所缺乏的確定性。」（470-3~471-1）這完全呼應他的序言：「社會學家不應該熱衷於對社會現象進行形而上的思考，而應該把各種具有明確界線的現象作為研究對象。這些現象可說是用手摸得著……而且可以抓住不放！」（30-2）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