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去年自詡制止了伊朗核擴張、以哈繼續激戰以及泰柬邊界衝突，理應獲得當年諾貝爾和平獎。結果諾獎委員會決定把獎頒給委內瑞拉的社運家馬查多（Maria Machado）。馬查多雖曾是被委國馬杜羅政權選委會除籍的總統候選人，但川普出兵抓補馬杜羅赴美受審後，並不看好將委國政權交給馬查多，認為她並不真正孚人望，美媒亦稱中情局認為委國反對人士並不具備領導軍方的能力。
馬氏近日將赴華府進獻和平獎獎座以表衷心感謝川普促進了委國「和平」，但包括川普政府在內，各界咸認為美國進一步強力促成馬氏取代已經願意合作的委國代理政府的機會不大；原因是川普襲捕馬杜羅是為了落實「川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又譯「唐羅主義」）：19世紀強調美洲是美國勢力範圍的門羅總統主張的川普版。川羅主義目的在清理美洲的反美與勾結中、俄等對手的政權，並能自由取得當地農礦資源，且「川羅主義」必須兼顧「美國再偉大派」（MAGA）的承諾—不再盲目出兵海外進行成本高昂、難以收場的海外戰爭。據信川普現在正在考慮如何兌現「伊朗鎮壓示威、美國開火介入」的承諾，將使委內瑞拉、伊朗連同尚在激戰的烏克蘭，成為美國期中選舉前，對他自許要當「和平總統」的極大考驗。
川普認為眾多來自「深層政府」的兩黨前任總統使美國陷入了眾多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海外戰爭，唯有他可以重新帶來「和平」，這也使另一個新詞—川普和平（Pax Trumpiana）不脛而走。川普和平概念延伸自羅馬和平（Pax Romana）、英倫和平（Pax Britannica）、泛美和平（Pax Americana）甚至中華和平（Pax Sinica）與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但含意大有不同。前幾個歷史概念大意是國際體系中實力最強者提供公共財、維護體系間成員的貿易與互動需要的基本秩序和規則，各國則出於制度內化或「搭便車」而配合，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單極和平態勢。川普和平則堅持「公平交易」，絕不願再為與己無關的和平出資涉險。川普和平雖非重回二戰前的孤立主義，但響應去年他提出的國安戰略報告，有回報（而非有崇高原則）的有效干涉，才是川普和平的核心要意。
這就立刻令人想到，作為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川普和平是否能繼續支撐冷戰後長期流行迄今的另一主張—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民主和平論提出者稱其資料分別來自戰後甚至更早的19世紀，對各國屬性歸類與近百場有規模國際戰爭的統計，聲稱民主國家彼此之間很少發生戰爭，甚至二戰後則是彼此根本沒有戰爭。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大約包括民主制度較透明與具可科責性、民主社會更重視戰爭成本與聽眾成本，以及民主國家間因共享價值而較易協商化解衝突。
但也有研究者質疑認為，戰後的例子更多可歸因於美國獨強下願意且有能力提供民主盟國充沛的公共財；民主集團因馬歇爾計畫與其他美國主宰政經機制，製造出了跨國的共同利益菁英階層；以及蘇聯這個「共同他者」的威脅。而戰前的例子則多半可疑：19至20世紀初婦女與少數族裔沒有民權的國家，是否可過錄為民主國？又南北戰爭是否是「兩個美國」的國際戰爭？所以帶有強烈進步主義色彩的民主和平，其因果機制更像是是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資本主義和平（capitalist peace）與共同利益。伴隨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經濟學人等若干著名智庫對美國民主品質評價的下降，川普和平與民主和平的期許差距更遠。
著名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瓦特（Stephen Walt）向以川普的犀利批判者著稱。他在去年秋發表的「安息吧！民主和平論」進一步指出，民主和平論很容易成為民主強國對非民主政權發動攻勢的理由，而這特別容易出現在民主倒退的過程，亦使民主國家本身的政治自由倒退。至於若多數國家確實民主倒退，是否就等於霍布斯狀態降臨？瓦特卻認為未必。包括瓦特與其他論者都指出，羅馬和平不是共和時期，卻是帝國時期的產物。激情公共參與的共和，非但不熱衷奉獻國際公共財，反而是要追求國家擴張的榮耀。瓦特總結認為，也許淡化民主和平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熱情，倒是可能有助和平。那麼川普和平強調的「有回報的介入」是否能取代民主和平，還是他仍無法抗拒弱小「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國家的誘惑？答案或許就揭曉在202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