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的資訊治理場域中，有一種人需遊走在行政語言與技術語言之間。他不一定會寫程式，也不完全屬於行政系統，但卻是多數數位轉型情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邊界工作者（boundary worker）。 他擅長閱讀技術文件、轉譯需求、拆解流程、判斷可行性，並在不同層級的利害關係人之間搭起橋梁。然而，這樣的角色往往游離於正式職務之外，也不容易被正式制度看見。
🧵 一、邊界工作者在「技術」與「治理」之間縫補裂縫
在教育組織中，技術能力與行政了解往往由不同群體持有。技術端專注在：
- 系統可否實作
- 欄位是否符合邏輯
- 架構是否能維持穩定
而行政端關注的則是：
- 流程如何串接
- 權責是否清楚
- 例外情境如何處理
- 資料如何維持一致
邊界工作者的角色，恰好處在兩個世界的交會點—既理解技術的限制，也理解行政的運作邏輯。因此，他們往往可以看出：
- 哪些需求其實已經能做到
- 哪些設定會造成流程塞車
- 哪些例外會讓系統落地困難
- 哪些想法需要治理配套才可行
這種能力不只是「查可行性」，而是為組織進行提前的風險掃描與可行性翻譯。
🤝二、隱形的推動力量：在不同層級之間協調
在資訊治理的過程中，需求往往從上級主管出現，而執行端則落在技術與行政團隊。邊界工作者常擔任以下角色：
- 把願景拆成可執行的流程
- 把技術能力轉成可理解的語言
- 讓決策者知道未來會面臨的成本、風險與配套
- 協助技術端看見完整的業務脈絡
- 協助行政端理解技術端的限制
在沒有這些協調的情況下，組織很容易陷入：
- 技術端認為行政不懂
- 行政端覺得技術故意刁難
- 主管認為團隊不積極
- 使用者認為系統不友善
邊界工作者雖然沒有正式權力，卻常常成為讓溝通能順利運作的「第三種語言的使用者」。
🏛️三、兼職行政與專業治理之間：制度的縫隙
許多大學的行政主管由教師兼任，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也是一種現實。兼任者往往有：
- 研究壓力
- 教學負擔
- 升等時程壓力
- 生活與家庭責任
這些因素使行政工作容易受到擠壓。在此情況下，資訊治理中的「新需求」有機會被視為額外負擔，而非組織前進的契機。
邊界工作者的存在，便補上了這個制度上的缺口—在專業行政和兼職行政之間，保持治理的連續性與技術可行性。
⚖️四、邊界工作者的困境：總是站在前進與停滯之間
邊界工作本質上是一項「高期望、低權限」的任務，面臨的挑戰包括：
- 說出可行性 → 可能被視為帶來額外工作
- 不說可行性 → 組織可能錯失發展機會
- 做得太快 → 被認為「自動找事做」
- 做得太慢 → 被認為不夠積極
這些矛盾使邊界工作者常常像是隱形推進器：推動很多事情，但推動的痕跡不一定會被注意到。
🌱五、邊界工作者如何被看見？
若要讓這個角色真正嶄露其價值，組織可以從三個方向開始：
- 將「可行性」轉化為「治理語言」：例如需要哪些單位協作、有哪些風險與配套、有哪些不可見的例外情境、哪些責任需要釐清，讓討論從「技術能不能做」提升為「治理該如何設計」。
- 提供多種選項，而非單一答案：這能避免責任被集中，也能讓主管參與策略判斷。
- 明確描繪「不做的後果」：資訊治理的價值，通常在於減少未來的人工成本、降低例外風險、提升資料一致性；時值生成式 AI 發展之際，也是協助將行政與生成是 AI 整合並與行政作業自動化打基礎。
組織需要看見「做」與「不做」的差異，才能理解邊界工作者的重要性。
💡六、真正的價值：讓技術與人真正相遇
邊界工作者最大的貢獻，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
- 把願景拆解成可以落地的設計
- 讓技術聽得懂行政，也讓行政理解技術
- 確保制度與系統不是各走各路
- 為組織捕捉被忽略的例外、風險與成本
他們是數位轉型的潤滑劑，也是治理邏輯的守門人。
當一個組織開始看見邊界工作者，就代表：資訊治理不再只是技術工程，而是真正朝向治理工程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