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在「舊制度」的廢墟上，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集體未來」，而這場「冒險」與個人的悲慘命運相互交織。法國大革命從最初對「幸福」的狂熱追求，演變為對「社會制度」與人類心靈的深刻重塑，並最終在血腥的實踐中，將「永生」的希望，從「天堂」轉移到了世俗的歷史「記憶」之中。
一、「大革命」與「未來」的複雜關係探討「未來與革命」並非易事，因為這是一個龐大且常被討論的主題。法國大革命從一開始就將「過去」定義為「舊制度」（Ancien Régime），展現出步入「未來」的雄心，但這其實是一種幻象。這種「未來感」是一種幻覺，因為這個「未來」是在一場大多數人未曾準備的「集體冒險」中，逐漸建構出來的。除了像馬拉（Marat）這樣的人宣稱自己帶著「成型的想法」參與革命外，大多數參與者都是在環境的壓力下，邊走邊修正「未來」的藍圖。
二、集體未來的初期願景：從「希望原則」到「幸福的完美」
在法國大革命初期，「希望原則」佔據了主導地位。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將「法國大革命」的驅動力，定義為「希望」與「恐懼」兩大動力，而最初是「希望」取得了勝利，將革命視為「好消息」。當時的歌曲，如《攻佔巴士底獄之歌》，表達了對世界「奇妙轉變」的震驚；而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則深信善行必將實現，革命軍隊將戰無不勝。
這種對未來的承諾甚至帶有一種狂熱的「幸福契約」。克勞德·福謝（Claude Fauchet）神父曾在講道中號召：「讓我們發誓我們會幸福」。這體現了將「革命」視為具體化的「烏托邦」，正如聖茹斯特（Saint-Just）後來著名的斷言：「革命止於幸福的完美」。在底層民眾中，這種「希望」表現得更為樸素，例如一名在香檳區遇到的農婦告訴英國旅行者亞瑟·楊格（Arthur Young），她希望對窮人而言，世界已經開始改變。
作為羅伯斯比爾的堅定支持者，綽號「恐怖大天使」的聖茹斯特(Saint-Just, 1767-1794)，在「熱月政變」時被送上斷頭台。一句他廣為人知的名言「幸福在歐洲是一個新概念」。
三、革命的進程爭議：是「永久革命」還是「終止革命」？
然而，隨著革命的推進，關於未來的分歧開始浮現：究竟是要「終止革命」還是「繼續革命」？馬拉是最早提出「永久革命」雛形的人之一，他認為「自由」誕生於「煽動之火」。馬拉用科學隱喻指出，革命過程就像中斷的結晶，勝利只是暫時的，必須不斷重新發動革命，這展現了他作為「先知」的悲觀主義色彩。隨後，像雅克·魯（Jacques Roux）和埃貝爾（Hébert）等人繼承了這種戰鬥意志，號召全世界獲得解放。
與此相對，另一派觀點則傾向於「終止革命」。在馬雷夏爾（Sylvain Maréchal）為巴貝夫（Babeuf）撰寫的《平等派宣言》中，雖然呼籲最後一次「平等革命」，但也帶有終結的意味。對於當時的政治領導階層而言，如何「終止革命」是一個持續的焦慮。早在1790年的聯盟節（Fête de la Fédération），溫和派就試圖以團結為號召，劃下句點。杜波（Duport）明確表示：「革命已經結束，必須通過打擊過激行為，來固定並保存它」。巴納夫（Barnave）在「路易十六」逃往瓦雷納後也發出警告，認為在自由或平等上更進一步，都將導致王室或財產權的毀滅。
無論是「羅伯斯比爾」試圖在戰勝「反革命」後終結革命，還是督政府時期的波西·丹格拉斯（Boissy d’Anglas），甚至是拿破崙•波拿巴宣稱將「革命」固定在其誕生原則上，實質上都是在嘗試為這場不斷激化的運動尋找「終點」。
四、「烏托邦」的實踐：再生、新人和制度的建立
儘管革命者對「未來」有不同看法，但「革新、再生」（régénération）和創造「新人」的夢想，始終支撐著革命的推進。18世紀的「烏托邦文學」在此時轉向了與歷史更直接相關的預言，例如梅西耶（Sébastien Mercier）的《2440年的巴黎》。
梅西耶（Sébastien Mercier）的烏托邦小說《2440年（L’An 2440）》，出版於1771年。敘述者在2440年的巴黎醒來。
在「實踐」層面，革命者試圖透過各種手段將「未來」拉入現在，包括：
符號與文化：「革命節慶」的設計、大衛（David）設計的革命服裝、社交習俗的改變（如使用「你」來彼此稱呼而非「您」、改名）。
制度改革：對時間與空間的巨大改革嘗試（「曆法」改革最終失敗，但「度量衡」改革取得了成功），以及建立普世語法的野心。
建築願景：布雷（Boullée）和勒杜（Ledoux）等建築師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計畫，雖然有些被官方收編，但仍餵養了後世的革命神話。
瑪德琳教堂工程，1777年至1781年間。建築師Étienne-Louis Boullée 構思的建築計畫，融合了啟蒙運動的哲學思想、對「幾何學」的熱愛和宏大的規模。
然而，主要的革命思想家對具體的「烏托邦藍圖」保持謹慎。康多塞（Condorcet）更看重人類科學的進步潛力。聖茹斯特在《共和制度》中並未描繪理想城邦的全景，而是強調透過消除「不平等」，使人們因「友誼」而連結。羅伯斯比爾同樣不願描述理想城邦，因為他對「人性」抱持某種悲觀，認為「美德」在地球上總是少數，因此他轉向追求上帝與靈魂不朽的保證，將「未來」置於上天的裁決之下。
五、個人命運的悲劇性：在死亡與永恆之間
在集體願景之外，革命參與者的個人命運往往帶有悲劇色彩。在極短的革命年代中，壓力不斷累積，許多人將死亡視為必然的「結局」。聖茹斯特曾冷靜地寫道：「我輕視組成我，並對你們說話的這粒塵埃」。獄中的信件紀錄了從焦慮、尊嚴，到對世俗愛人依戀的各種態度。
對於「死後」的未來，革命者之間存在著激進的爭論。有些人，如勒基尼奧（Lequinio），在「真理神殿」中發表了絕對的「無神論」宣告，稱「死後」沒有未來生活，只有組成我們的分子，以及過去存在的「記憶」。這種觀點在底層歌曲中也有所回響，認為天堂就是「共和國」，死後進入「先賢祠」（Panthéon）比在經文禱告中更好。
然而，藝術與圖像仍保留了「上天」的概念。在雷尼奧（Regnault）的畫作《不自由，毋寧死》中，「新人」翱翔在自由與死亡之間。與天堂相比，「地獄」在革命諷刺畫中提供了更豐富的靈感，被用來恐嚇和排斥「敵人」，如貴族、叛徒或是後來的「羅伯斯比爾」及其同夥。
《不自由，毋寧死（La Liberté ou la mort）》，1795年，Jean-Baptiste Regnault。
六、「死後世界」的重塑：從宗教天堂到「記憶的神殿」
隨著「去基督化」運動的進行，傳統的宗教永生逐漸被「記憶」所取代。肖梅特（Chaumette）規定的葬禮標語寫著：「正直的人永遠不死，他活在同胞的記憶中」。富歇（Fouché）在涅夫勒省頒布了更極端的命令，稱「死亡是永恆的睡眠」，儘管他也同意為有功公民建立墓碑。
羅伯斯比爾試圖透過「最高主宰崇拜」來彌合這種落差，雖然他在「熱月政變」中倒台，但「記憶的神殿」的概念卻留存了下來。甚至在後來的「軍事英雄」崇拜中，人們也利用奧西安（Ossian）的凱爾特傳奇，來構建一種新的英雄天堂。
結語：「革命後」的餘韻與「未來」作為一種幻覺
到了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人們對革命未來的看法變得「多元」。對於像富歇這樣的投機者來說，「未來」就是當下權力的享受。對於受害者，則是怨恨與懷舊；對於流亡者，則是對過去「美好時光」的留戀。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出現，象徵著傳統宗教永生的回歸。
對於1820年代「拿破崙戰爭」後的那一代，受司湯達爾（Stendhal）影響的年輕人來說，大革命的「未來」已成為過去，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幻覺。然而，如同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的話，這是一種「生命力頑強且揮之不去的幻覺」，即在現實世界上「建立未來」的想法依然存在。
參考書目： Vovelle, Michel. “La Révolution: Illusion de l’avenir, et avenir de l’illusion.” Les historiens et l’avenir, édité par Régis Bertrand, Maryline Crivello, et Jean-Marie Guillon. Aix-en-Prove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