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升，木易杨，高升的升。
老辈人取名，大概是取“太阳升起”的谐音吧。今年已过了不惑之龄一半，2017年因“寻衅滋事”罪被捕。
严格来说，那不是入狱，而是先进了看守所。现在我讲给大家听的，是我从看守所到监狱再到学习班一路走过来的所见所闻。
各位看官若有雷同之处，还望见谅；若确有相似，切不可对号入座，就当茶余饭后剔牙的闲话，千万别较真。
初入监时，我极度不适应。每天脑子里全是家人，思念像刀子一样，一想就疼。
因何事被捕，将来若有机会，或者各位真有兴趣，我另开一篇详说，此处先不累述。
入监第三天，一名民警在铁门前喊我的名字，让我上前。他声音压得很低，告诉我：“你家里人都好。”当他说出我家人的名字那一刻，我瞬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永远想象不到人在那种处境下有多脆弱。
我当时连在心里轻轻念一下家人的名字都受不了，更别说一个陌生人当面提起他们，还带来他们的问候。在那种情况下，我相信装硬汉的多，不掉泪的少。
刚开始的日子，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懵懂中度过。大约一个月后，才彻底适应下来。除了偶尔想起家人还会掉眼泪，其他事情已经很难再触动我了。
那位民警姓冯，我们都叫他冯管教。
他是一个业务能力极强，原则性也极强的一个人。受我朋友之托，他特意来看我，后来把我带到他办公室聊了几次。
后来我觉得，我大概也成了他的朋友。冯管教常对我们这些嫌疑人说：“你们触犯的是国家的法律，跟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恩怨。希望每个人都能早点回家。但在出去之前，守好规矩，保护好自己，因为你们的家人都在外面等着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去。”
每一个新入监的嫌疑人，都会被监室里的老犯询问基本情况，然后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主管民警。
每个监室配两名民警，一主管一协管。
我所在的看守所是省级看守所，据说最多能同时关押三四万人。我刚进去时，每个监室关10-12个人，有固定12张铁床，床与床之间只有四十厘米左右的空隙。非休息时间不许上床，每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床中间。被褥、洗漱用品一律军事化摆放，每天早上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
监室里有个领头的犯人，叫“学习员”（过去叫“号长”），协助民警做日常管理——尽管看守所明文禁止犯人管理犯人。
另外还有“二铺”一名（学习员助手）、“记录员”一名（专门把新犯信息写好交给民警）、“堂长”一到两名（负责分饭和洗餐具）。
后来因为一场大型运动式执法，监室人数猛增到近七十人，又增设了“护监组”4-6人，负责维护监室秩序。这些人全部由在押嫌疑人组成，我们私下笑称这是“监室常委”。这就是每个监室最基本的组织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