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年石油「實值價格」筆者延伸自Hamilton(2009)的資料方法，並改以2026年美元平減
中文世界有關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記錄非常殘缺，有關的維基條目多數也只有英文跟日文的，於是決定要來整理有關的資料。
1973:第一次衝擊
要理解第一次石油危機，讓我們把時間調回到1973年秋天。
當時，以OAPEC（不是OPEC！）為主，數個阿拉伯產油國展開了一場地緣政治豪賭，最終終結了西方長達近三十年不間斷以低廉能源來推動的繁榮，並以至今仍可感受到的方式重塑了全球經濟秩序。
危機始於1973年10月6日。當時，埃及與敘利亞，對以色列在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的陣地發動了一場協調性的突擊，而這些領土正是以色列自1967年六日戰爭以來所佔領的。
這場攻勢選在猶太教的贖罪日（Yom Kippur）發動，是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數年來精心外交佈局的頂點。沙達特悄悄地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King Faisal）結成了聯盟，取得了財務支持，並獲得了利雅德的承諾：一旦衝突需要，沙烏地將動用其最有力的資產，也就是石油，來協助這場戰爭。
權相季辛吉的錯判
回顧當時的新聞，會發現早在此之前數月，警告早已出現。
比方說，沙烏地石油部長亞馬尼（Ahmed Zaki Yamani）曾於當年4月親赴華盛頓，當面警告國務卿乎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言之鑿鑿，謂費瑟國王的耐性正在消磨殆盡。
其後，四家美國主要石油公司的執行長在親自覲見費瑟國王後，於5月抵達華盛頓，帶來同樣急迫的訊息，不過，時為美國權相的季辛吉拒絕接見他們。
那年夏天的一份評估中，沙烏地與埃及方面反覆發出的警告被當作空話一筆帶過。季辛吉後來坦承，他當時被越戰的巴黎和談完全牽住，未能認清阿拉伯世界正在醞釀的局勢。
引爆點在10月19日到來。以色列在兩線作戰中遭受重創，請求美國提供8.5億美元的軍備以彌補損失。然而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深陷水門案泥淖，亟需一次大膽的外交行動來重振聲勢，於是向國會提交的不是8.5億，而是22億美元的請求，這一驚人的升級讓沙烏地方面措手不及。
火上加油與衝突升級
費瑟國王在兩天前才剛親自抵擋住要求全面禁運的壓力，此刻卻感到遭受了背叛。當天晚上，他急召亞馬尼至里亞薩宮（Riyassa Palace），口述了一道命令：對美國實施全面石油禁運。隔天，其他阿拉伯產油國紛紛加入。數週之內，中東向西方的石油出口量暴跌了多達七成。
經濟衝擊來得又快又猛。油價在數月之內翻了四倍，從每桶約3美元飆漲至近12美元(以當時美元計）。這場價格衝擊終結了法國人所稱的「光輝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那是自戰後以來支撐大眾富裕、消費文化與60年代社會革命的三十年成長期。
在美國，汽油價格飆升超過四成。各州實施車牌單雙號限購，一度奧勒岡州全面禁止聖誕燈飾。尼克森請求加油站業者自願在週末停業，九成的業者照辦，結果卻造成了加油站前綿延數哩的排隊車龍，成為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影像。
衝擊遠遠超出了美國的國界
當時日本高度依賴石油仰賴中東進口，被迫立即削減工業能源使用，經濟成長率急速崩跌。在英國，油價飆升讓煤礦工人獲得了巨大的談判籌碼，隨後的罷工成為保守黨希斯（Edward Heath）政府垮台的一大關鍵因素。
原本穩步邁向經濟整合的歐洲各國紛紛退縮回保護主義，在石油衝擊下，歐洲共同市場的推進完全停擺，直到1977年才恢復。
在南越，通膨螺旋隨著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升，最終摧毀了這個國家殘存的經濟穩定，到了隔年夏天，美國外交官從西貢回報軍隊士氣已降至危險低點，某方面預示了該政權在1975年4月的崩潰。
產油國的財富與後續的不穩定
對產油國而言，這筆橫財既令人陶醉，紙醉金迷最終卻也帶來了不穩定。
當時的伊朗還不是神權國家，國王宣布了一項「偉大文明」計畫，要將他的國家躍升為第一世界國家。委內瑞拉和奈及利亞也做出了類似的偉大承諾。
在沙烏地阿拉伯，根據英國史家Robert Lacey於1981年出版的The Kingdom，利雅德的房價在整個1974年間每週翻一倍。營建世家如賓拉登家族因此累積了鉅額財富。Robert Lacey更進一步提到費瑟國王，這位虔誠的瓦哈比派苦行者，眼睜睜看著他的臣民沉溺於物質主義與揮霍消費，內心深感痛苦。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陷入憂鬱，無力遏制他的兒子所言的「那種揮霍與貪婪」。
驟然暴富與伊斯蘭傳統價值之間的張力，貧富差距的擴大，於今回顧，也對伊斯蘭石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朱門酒肉臭，路卻有凍死骨，引發了深層的社會危機，並為基本教義派的反撲鋪下了土壤，在1979年的麥加大清真寺遭武裝佔領事件中達到頂點；而在伊朗，則爆發了推翻國王、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的革命。
1974年3月18日，出於多種史家今日尚不完全理解的原因，費瑟國王正式解除石油禁運。
不過，中東戰事依然持續，被禁運的國家也沒有實質改變其對以阿衝突的立場。
以其當初政治目標來衡量，禁運是失敗的。然而其後果遠比任何策劃者所能想像的更為深遠。
這一場石油危機將西方世界推入了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加速了美國製造業霸權的外移，並永久性地重新排列了石油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的權力關係，又或是「石油」確立了其核心地緣政治的地位，這餘波驅使法國建立了至今仍供應其絕大多數電力的核能基礎設施，推動日本將經濟重心轉向電子與能源效率，也可以說催生了整整一代替代燃料的研究，這些替代能源當時取得研究經費，恐怕不是出於時人擔心暖化，而是害怕出於對石油的依賴。
石油產業的權威史學家耶金（Daniel Yergin）在其得普利茲講的名著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曾評價，這場禁運徹底重塑了國際經濟: "It (oil embargo) had transformed world oil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it had remad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p.632)
換言之，廉價能源的時代，以及二戰後建立在其上的種種安逸假設，就此宣告終結。
半世紀後的危機迴響
本文付梓之際，2026年2月28日，伊朗目前一定程度癱瘓了荷莫茲海峽的航運，而正是這條波斯灣的咽喉要道，讓1973年的危機再一次值得我們細讀。
國際能源署（IEA）稱之為自1970年代以來全球能源供應遭受的最大衝擊。油價已飆破每桶100美元，但漲幅在比例上仍不及1973年驟然上升的300%，部分原因正是替代能源、戰略石油儲備與供應鏈多元化發揮了緩衝作用，而這些機制本身就是從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教訓中誕生的。
然而，兩場危機之間的差異與相似之處同樣發人深省。1973年，費瑟國王手中握有開關，可以自行決定何時啟動、何時解除，並與美國談判，阿拉伯方的權力機制是非常集中的。
然而本次的戰事來看，目前伊朗的政治與軍事指揮看起來相當裂解，我們並不能輕易明白這件事的美伊談判將會如何進行，也是目前最大的地緣政治不安定因素。1973年之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奠基於一個前提：廉價能源不再是理所當然。五十三年後的今天，這個前提正再一次面臨考驗。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