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世紀前，哈佛經濟學家兼哲學家沈恩（Amartya Sen），亦是後來的諾獎得主，在英國牛津大學發表了一場演講。
這場演講所批判的對象，既非經濟政策，亦非某個單一的模型，而是相當哲學的議題：經濟學論證的行為假設，常常預設是一個「理性人」，那這個理性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你會想跟這人當朋友嗎？這人是你同事的話，你會怎麼看待這位理性人？
沈恩認為，現實如果真的存在這樣一個完美的理性人，你不會認為那個人有多不起，反倒會覺得看到一個「北七」（Fool)，筆者第一次讀到這用詞時，覺得沈恩蠻激進的。理性的北七。
理性人與自私幾乎等價
總之，在這篇後來1977年發表的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此一哲學期刊上的〈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s）一文中，沈恩主張，當時整個學科把宏偉的理論大廈，建立在一個漫畫式的人物之上，這個人一心一意追求自利，邏輯無懈可擊，卻用沈恩那句名言來說，「幾乎就是個社會白痴」。
沈恩認為，自從經濟學家Edgeworth1881年的《數學心理學》以來，經濟學家大體上都假定每個行為主體只從自利出發。隨著時間推移，在數理形式化的過程，又透過所謂「顯示偏好」理論，這個假設被硬化成了幾乎不可反駁的套套邏輯（tautology）。你選了A而放棄B，經濟學家便宣布你「偏好」A，再據此定義你的效用函數，最後得出結論：你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照這個邏輯，連一個去當志工的人，也不過是在最大化個人滿足感。自私的假設變得不可證偽，原因不在於它是對的，而在於它從定義上就被設定成不可能是錯的。
沈恩認為這在智識上空洞，在實踐上有害。他區分了兩種人們可能超越狹隘自利的方式。第一種他稱之為「同情」（sympathy）：別人的痛苦讓你難過，幫助他們仍然服務於你自身的情感福祉。
經濟學家處理同情並不太困難。但沈恩提出第二個概念，「承諾」（commitment），就麻煩得多了。承諾是你明知某個行動會讓自己過得更差，卻仍然去做，因為你認為那是對的，因為你無法對自己交代，即便沒有任何個人滿足感隨之而來。
孔融讓蘋果的例子
沈恩的分析裡，用了「兩個男孩讓蘋果」的寓言，來思考這件事。
假設兩個男孩一起撿到兩顆蘋果，一大一小。
甲對乙客氣地說「你先選」。
乙立刻拿走了大顆的蘋果。
甲抗議說：「這不公平！」
乙反問：「那你自己會選哪顆？」
甲承認，出於禮貌，他會選小的。
乙於是得意洋洋：「那你在抱怨什麼？你拿到的就是你要的啊！」
沈恩認為，乙在當時主流經濟學認可的邏輯框架裡，匆匆容容的贏了這場辯論，但某些重要的東西，卻在過程中被丟掉了。甲願意拿小蘋果，是一種出於道德的行為，而標準的經濟學框架完全無法分辨這和單純偏好小蘋果之間的差異。
這個問題的影響遠不止於哲學的形而上談論。沈恩進一步論證，Commitment在經濟學家最關心的領域裡都扮演著要角：公共財、稅收、投票、職場。
比方說所謂的「搭便車問題」，經濟學家通常推定尋常人等在被問到願意為公共資源付多少錢時，都會策略性地說謊。但正如在沈恩那時代的挪威經濟學家乃韓森（Leif Johansen）所觀察的，如果人們只有在具備經濟誘因的時候才願意誠實，那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能夠運作下去。社會規範、職業倫理、責任感，填補了私利誘因機制觸及不到的廣大空間。
做一個政府決策者，你的政策規劃不會希望預設政治人物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但實務上，一個社會能運作，許多時候是出於社會信任與誠實。
後設排序：人可以隨情況選擇自己的價值觀
沈恩在文中提出的藥方，並沒有要求經濟學家假定人性本善。他的論點是：傳統理論只給每個人配備一組偏好排序，卻同時要它代表個人利益、反映主觀福利、表達道德信念、描述實際選擇，這個結構實在太單薄了，無法描述真實人類行為的複雜度。
他提出了一個「後設排序」（meta-ranking）的框架，讓人們可以對自己的偏好排序再進行排序，從而表達諸如「我希望自己不那麼愛抽菸」或「我寧可自己是那種會公平行事的人」這樣的想法。這是在擴充行為理性的內涵，讓理論能夠容納人們在自利與義務之間權衡時，真正進行的那種推理。
行為經濟學開花結果
於過去幾十年，經濟學已經朝「行為經濟學」大幅轉向，探討了許多行為內涵，諸如康納曼等人發展出的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的框架，又或是Colin Cramer的「行為賽局論」，又或是David Liabson用來描述短視近利的Beta-Delta框架，又或是Richard H. Thaler的不當行為，亦或是Christopher Sims的「理性不注意(Rational Inattention)」，在關於理性假設的擴充上，經濟學已開枝散葉。而在「社會偏好」上面，像Ostrom從社會信任著眼處理公共賽局，在社會信任有關的行為研究亦是汗牛充棟。
行為經濟學在偏個體經濟學的領域如勞動、發展等領域影響甚深，但在牽涉到「加總」跟「一般均衡」的領域，其影響相對較小，特別是在計算跟衡量經濟福利上面，經濟學的主流一般均衡模型，許多時候仍然是跟沈恩批判的狀況沒有相去太遠。
比方說，許多福利計算的標準，可能都是用上了某種Hat Algebra，再用以衡量某個「代表性個人」，而這個代表性個人多半也只會在意自己，而不會在意整個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大眾，在這貿易理論的處理相當普遍，而筆者的一個老師Pol Antràs先前便跟我說到，他認為目前主流的貿易模型「沒有著墨太多過去五十年行為經濟學帶來的新元素」。
另一方面，雖然像Heterogeneous Agent Model在新凱因斯經濟學中日新月異（俗稱的HANK），像筆者修總體Field Course的其中一個老師Ludwig Straub，便是該領域的領頭人物，可以不只考慮「代表性個人」，能進一步處理上千萬個家戶在經濟裡的行為。這樣的模型可以讓我們容易去談論政策之下的「不均效果」，但仍出於計算上跟模型處理上的困難，目前並不容易讓每一個人在模型裡有太多策略性的互動，徨論讓人憂國憂民憂天下。
但這些不足之處都是後生晚輩研究的空間，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