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裡，婚姻的本質是家戶分工，「對話」」的元素放不進去。不過近年有一篇文章，從「共處」角度來理解婚姻的本質，這便是Cosaert等人所寫的"Togetherness in the Household"。
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基本上就是尼采式，而非是傳統上的貝克式的觀點：婚姻的主要報酬（payoff）既不在家務分工、亦不在配偶聯合家務生產，而在在於共處帶來的快樂，即共同休閒、共同育兒、共同在場。這跟Gary Becker把婚姻當公司來看的古典觀點，是很不一樣的想法。
而如果我們認真拿這個共處框架來解讀包含臺灣在內多國所遭遇的「結婚率」下滑，會得到相當不同的解讀。
貝克的傳統「家務分工」詮釋
先談Becker。標準的貝克模型把婚姻當一間公司，貿易利得來自一方專精市場勞動、另一方專精家庭生產，這個框架在解釋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婚姻模式時頗有解釋力，但放到臺灣就相當吃力。臺灣女性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越男性，女性勞參率持續上升，是出於家務分工的消失而結婚率下降。而在這個模型預測之下，結婚率下降，主要是於這分工利得的消失。不過筆者第一次這模型時，想到臺灣結婚的家戶，家務分工仍然存在，便有感受到單純從貝克模型角度來想結婚率下降，似乎不夠完備。
共處模型的詮釋
共處模型則認為婚姻能維繫，在於夫妻從共度的時光中獲取了足夠的「效用」。夫妻是否有時間在哪一起，一起處理「我們是不是真的享受在一起，而且有沒有時間跟空間能夠在一起？」過去三十年來，臺灣的制度環境系統地侵蝕了共處的條件，或許與臺灣降低的結婚率而保持相當高的離婚率有關。
臺灣的工時在可比較的高收入經濟體中仍屬最長之列，而加班文化——尤其在科技業、金融業、以及那片綿密到不行的中小企業生態系中——意味著能拿來共同休閒的有效時間被壓縮得極薄。筆者要強調的是，共處需要的不只是時間，還需要同步（synchronization）：兩個人必須同時有空、在同一個地方、而且還有足夠的剩餘精力去互動。
你想想看，一對夫妻，一個在竹科輪班，另一個帶小孩去補習班上晚課，兩人共享一個屋簷，卻幾乎不共享清醒的時間。在貝克的模型裡，這是完美的分工，但在Cosaert等人的模型裡，他們的共同休閒配置趨近於零，不是因為他們不重視相處，而是因為工作的生產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y）讓相處變成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這種狀況使得婚姻很難維持下去。
而Cosaert等人的研究，利用荷蘭的資料驗證了，荷蘭夫妻傾向用更高的成本，也願意兩人一起娛樂或是一起照顧小孩。
高房價與共處空間
Cosaert等人的研究預設了某一個共處空間，而筆者則將這個「共處空間」的假設，跟近來多篇發現「高房價會減少結婚跟生育」的文獻連結在一起。
臺灣的房價，尤其在大臺北都會區，貴到什麼程度，應不需筆者多說。
若透過共處的框架來看，高房價侵蝕婚姻的管道就更加具體了，不只是泛泛的「買不起房所以不結婚」。
高房價會把年輕夫妻推向幾種居住安排，每一種都以不同方式侵蝕共處的好處。
第一種，便是很多夫妻延後成立獨立家庭，繼續跟公婆同住——尼采說的那種兩人之間的對話，在公婆面前就被稀釋了，私密的共處時間，則被孝道義務與長照後勤給壓縮。
第二種，離開都會區並自行購屋的小夫妻，則常常得接受從林口、淡水甚至桃園的漫長通勤，這直接扣除了可用於共同活動的時間預算。而房貸的財務壓力本身也會降低僅存共處時間的品質，畢竟共處不只是「人在同一個空間」，更關乎同在時互動的品質，而財務焦慮，恐怕是侵蝕夫妻感情最快的鹽酸腐蝕劑也不為過。
第三種，夫妻在外面租屋，但就要面對相當不穩定的租屋市場（筆者自小長年在外租屋，從小到大應該搬過十來次家。）
從Cosaert等人的框架來看，這些「居住空間」的侷限條件，無疑是減少了「共處」的好處，而大幅增加了「共處」的成本與不方便。
分工與共處的兩種婚姻邏輯
當育兒不是共同完成、而是由一方承擔時，孩子帶來的共處紅利就萎縮了，貝克式的公司又在家庭內部重新登場：一個人管小孩，另一個人賺錢，而在臺灣更多的是，夫妻兩人都賺錢，但老婆還要帶小孩。
這有助於解釋一個蠻有意思的現象：一些筆者認識的臺灣夫妻，表示原則上想要孩子，但最終選擇不生。如果孩子被預期為一種分工的負擔，而非一種共處的財貨（joint togetherness good），那選擇不生，進而在仔細思考後選擇不婚，在這個框架裡就是合理的。
共處框架還點出了另一個面向，筆者覺得這點特別值得注意。
共處的價值，部分取決於你拿時間還能做什麼。在臺灣，跟其他東亞高收入社會一樣，一個人過日子或跟朋友鬼混的基礎設施已經豐富到不行。臺灣大都會的密集都市環境，提供了大量的餐飲、娛樂、旅行與社交機會，這一切都不需要配偶。
上述的共處模型，隱含了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我跟這個特定的人共度時光，是否優於我把時間花在別處？
當城市的設計服務於個人消費、當社交網絡已經足夠豐厚，婚姻中共處的門檻就被拉高了——你的伴侶必須提供某種朋友圈跟獨處都無法替代的東西。
換句話說，對許多臺灣人，尤其是承擔了不成比例家務成本的女性來說，這筆帳怎麼算不過來：一旦結婚，我見不到整天在加班的配偶，自己下班了還要自己帶小孩，平常還要當公婆的長照超人，而自己日常聊天的對像還不是自己的先生，說好的婚姻一場漫長的對話呢？說實在話，根本沒有對話。
政策的角度有所不同
從共處模型角度來看，如果要扭轉臺灣的婚姻頹勢，除了針對流動性的補貼政策之外，應該還要進一步提升年輕夫妻相處時間與空間的品質。共處框架指向的侷限條件，是工時、通勤時間，是住宅配置，是家務勞動的性別分配，是傳宗接代，是盡孝道，如果「媳婦」總被預設是「長照超人」的話，婚姻的吸引力只會越來越低。
筆者並非政策專家，對於實際該如何執行，並無頭緒，而是否應該有所政策（比方說，結婚率低跟離婚率高該被臺灣政府當成「問題」嗎？），筆者眼下還無法想出個所以然，但筆者相當肯定，我所認識的年輕小夫妻，哪怕雙方都有相當好的工作，一旦有小孩，都過得相當辛苦，這是絕對沒有疑義。於是筆者只能指出從模型角度看到的一些方向。臺灣的產業結構就是超高工時，市區房價向來驚人，在政策上面，或許較有空間的是減少長照負擔跟跟設法減輕育兒的負擔。
總之，當婚姻只剩分工，而無共處的時光，與配偶無話可談，又如何進行有意義的「漫長對話」呢？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