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訪港的四天裡，充分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液態性。Photo by Florian Wehde on Unsplash
不斷流動的液態城市
在我訪港的四天裡（3/6~3/9），充分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液態性。
在這裡的一切都是處於不斷流動的狀態，金融、貿易、航班、人流、生意、觀光，幾乎沒有一刻處於靜止的時候。公司趕著下一個會議，商人趕著下一筆交易，店家趕著下一筆訂單，行人趕著下一個地點。香港內在的慣性就是急、忙、快。但恰巧，這也是香港充滿生機的內核，不斷的流動也就充滿著商機和可能。
因為殖民，成為全球城市
前香港大學社會學者 Ackbar Abbas 在其著作《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用一個深刻的概念來描述這座城市的文化處境：
- 「消失的空間」（a space of disappearance）
這個概念，至今仍讓人讀來心有戚戚。
Ackbar Abbas。來源：WIKIPEDIA
香港的歷史從來不是一條直線。從南海邊的漁村，到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再到亞洲金融中心，最終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這座城市的每一次身份轉換，都是在巨大的歷史張力下被迫完成的自我重塑。
至於什麼是「消失」？
Abbas 給出的定義並非缺席或虛無，他覺得是一種更幽微的狀態：
誤認（misrecognition）
事物明明存在，卻被以錯誤的方式辨識；文化明明在生長，卻長期被視為荒漠。他援引佛洛伊德的概念「負面幻覺」（negative hallucination）：
不是看見不存在的東西
而是看不見真實存在的東西
香港文化長期以來所遭遇的，正是這樣一種集體性的視而不見。直到即將消失的威脅迫近，人們才開始急迫地問：
我們究竟是誰？
香港文化長期以來所遭遇的，正是這樣一種集體性的視而不見。
從帝國城市到全球城市
Abbas 在書中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論點：
殖民主義，在某種意義上
是帝國主義跨越到全球主義的「過渡帶」
殖民城市之所以能夠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城市，正是因為殖民統治早已在這些地方建立了跨越種族、文化的資本網絡，將原本分散的地方經濟整合進世界體系。
Abbas 認為，香港的崛起，正是這個邏輯的最佳例證。
從 19 世紀的貿易口岸，到 20 世紀末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經濟轉型得益於其殖民地身份所帶來的制度優勢。然而，這種轉型也帶來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困境：
當資本的流動性成為城市的核心價值，當「自由市場」幾乎等同於「自由」本身，政治理想主義便被壓縮到幾乎沒有生存空間的角落。
Abbas 將這種現象稱為「頹廢」（decadence） 。但他強也調，這不是道德意義上的墮落，反而更像是一種「封閉場域中的單向發展」。當殖民體制不提供政治參與的管道，人們的能量便被導向市場投機、時尚消費、不動產炒作。人們在社會各處不斷移動腳步、流動自身。
如果無法選擇你的政治領袖，至少可以選擇你的衣服。
即將消失，才開始被看見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簡稱：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簽署，香港的命運被定格在 1997 年的倒計時中。1989 年，天安門的槍聲擊穿了整個香港社會。這兩個事件，共同促成一件事：
香港人第一次如此迫切地想要理解自己的文化。
Abbas 引用了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句話：
「當一個人知道某樣東西即將不復存在，才成為一個影像。」
香港文化的「突然現身」，恰恰是以即將消失作為前提的。文化的出現，是因為其消失迫在眉睫。這種以「消失的預感」為動力的文化自覺，Abbas 稱之為「消失的文化」（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也是本書的論述主軸。
在此之前，香港長期被視為「文化沙漠」 。但這並不是因為香港什麼都沒有，而是因為那裡發生的一切都沒有被認定為「文化」。電影在拍，建築在蓋，文學在寫；船隻在航行，資本在流竄，但沒有人認為這些是值得嚴肅對待的文化生產。
這種集體性的視而不見，就是 Abbas 所說的「反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而當這種自覺被喚醒，香港文化便開始以一種極為獨特的方式迸發，以一種面對消失的緊迫感急忙追趕。
王家衛的電影、關錦鵬的鬼魅影像、梁秉鈞的詩歌城市地圖、建築空間中的殖民殘影……這些文化形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同一個問題：
在一個不斷消失的空間中
如何書寫自己的存在？
香港文化便開始以一種極為獨特的方式迸發，以一種面對消失的緊迫感急忙追趕。
「連字號」作為一種存在
在書的結尾章節，Abbas 提出了「連字號」（hyphenation）這個概念，作為理解香港獨特處境的最後一把鑰匙。
香港長期被視為「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居民視自己為過客，文化空間是「轉移空間」（space of transit）。香港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香港在政治上位居從屬，卻在許多關鍵領域，像是：教育、技術、國際網絡，比殖民母國更為先進。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後殖民狀態：後殖民性優於去殖民化而發生。
「連字號」不是「第三空間」，也非東方與西方的簡單混合，更不是夾在兩者之間的模糊地帶。連字號指向的是，殖民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斷裂」，是一種同時追求自主與依附的悖論存在，一種「自主性以依附性為前提」的奇異政治形態。
香港透過「連字號」積極地在「消失的空間」中重新書寫主體性。透過電影、建築、攝影、文學，香港文化在「匱乏」中找到創造力。
這種狀態，要求香港文化發展出一種「後文化」（postculture）的自我理解，不是後現代主義、不是後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後殖民主義，是一種將文化本身視為不穩定場域的文化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