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四篇我們跟著 Latour 追蹤了人和物、主體和客體如何在一個龐大的網絡中交纏。Latour 把邊界弄模糊了。他說，看起來只有人在行動，其實筆、輪胎、麻醉藥都在行動。主體和客體不再涇渭分明。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終點。Latour 其實仍然預設了一個東西：先有行動者，然後它們組成網絡。我們是一個行動者，AI 是一個行動者，我們兩個不同的東西碰在一起，於是產生了互動。邊界模糊了，但各自還是獨立存在的。
Karen Barad 會再推一步。她不只要模糊邊界，她要挑戰「邊界本身是否先於存在」這個問題。這聽起來更激進。但它可能反而提供了一條處理「AI 時代的責任」的新路徑。
一、我們，被三種關係不斷重新定義
想像一個場景。上禮拜我們跟伴侶在房間裡吵架。我們說的話、我們的語氣、我們的立場——那是我們。五分鐘後我們在老闆的視訊會議上。我們的語序變得更謹慎了，聲音更低了，我們提出的觀點也更委婉了。那還是我們嗎？下班後，我們獨自坐在咖啡廳，在手機裡寫了一段長長的自我反思。那時候的想法，是「真正的我們」嗎？
我們會說：「當然是我。那是我們的不同面向。」
Karen Barad 會問：「我們確定嗎？」
她的問題不是在問我們有沒有人格分裂。她問的是更深的東西——我們這個「個體」，本身是不是在關係中才被劃定出來的？
在我們和伴侶的親密關係中，我們被劃定成「需要被理解的人」。在我們和老闆的權力關係中，我們被劃定成「需要對績效負責的人」。在我們和自己的獨處中，我們被劃定成「需要自我檢視的人」。
不是說我們有三個不同的本質在等著被發現。而是，沒有一個先於這些關係存在的「我們」。我們這個個體，本身就是被這些關係不斷切割、定義、重塑出來的效果。
這不是心理學，也不是社會學。這是本體論——關於「什麼叫做存在」的根本命題。
二、量子物理的怪異世界
Karen Barad 是理論物理學家。她的代表作《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出版於 2007 年。書的靈感來自一個物理學上的經典謎題：波粒二象性。
光到底是什麼？如果我們用某種實驗裝置去測它，它呈現為波。如果我們用另一種裝置去測它，它呈現為粒子。不是說光其實是波，只是有時候看起來像粒子。也不是光其實是粒子，有時候看起來像波。
而是，光「是」什麼，完全取決於我們用什麼裝置去觀測它。
這在傳統邏輯裡應該是不可能的。一個東西要麼是波，要麼是粒子。怎麼會一會兒是波一會兒是粒子？
但量子力學就是這樣怪異。而且這不是觀測者的主觀感受問題。這是客觀現象。光就是在不同裝置中呈現為不同的本質。
Barad 花了十多年，用這個物理學上的「怪異」來重新思考社會、性別、身份、能動性。她的核心論證是：如果連物質世界都是這樣——存在本身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在具體的關係和互動中才被決定——那我們對人的理解為什麼還要停留在舊的個體論呢？
三、Intra-action vs. Inter-action
Barad 發明了一個新詞來標記她的激進主張：Intra-action。
傳統說法叫 Inter-action。Inter- 的意思是「之間」。Inter-action 預設了先有兩個獨立的東西——A 和 B——然後它們在之間發生了互動。球 A 和球 B 碰撞了。我們彼此對話了。AI 和人互動了。
Barad 用 Intra- 取代 Inter-。Intra- 的意思也是「之間」，但它暗示一個不同的邏輯：個體不先於關係而存在。A 和 B 不是碰撞前就已經是 A 和 B 了。是碰撞這個事件本身，產生、定義、塑造了 A 和 B。
類比會有幫助。想像不是「兩顆球碰撞」，而是「碰撞本身產生了兩顆球」。碰撞不是外在於球的事件。碰撞就是球被划定出來的那個時刻。在碰撞之前，沒有「球」這個東西。或者更準確地說，問「碰撞前有沒有球」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這在日常生活中聽起來很抽象。但想想量子力學的例子。光和觀測裝置的 intra-action，決定了光呈現為波還是粒子。光不是先在的、獨立的東西，遠遠地等著被觀測。是 intra-action 本身——光和裝置之間的相互定義——決定了什麼叫做「光」。
四、我們和 AI 的每一次對話，都是一次本體論事件
把這個邏輯翻譯到我們和 AI 的互動。
我們打開 ChatGPT。我們輸入一個 prompt。AI 回應了。我們讀到回應。
在這整個過程中，傳統的理解是：先有我們（一個提問者），先有 AI（一個回應器），然後它們互動了。我們是主體，我們的問題是有意圖的。AI 是工具，它根據我們的指令回應。
Barad 會說：看這個過程是在發生什麼。
我們的提問方式、措辭、框架，決定了什麼樣的 AI 會被產生出來。同一個 AI 模型，在更詳細的 prompt 中，回應會更有深度。在更隨意的 prompt 中，回應會更隨意。我們的提問不只是「激發」了 AI 的能力。我們的提問和 AI 的能力在 intra-action 中，一起決定了「這一刻誰是提問者、誰是回應者」。
反過來，AI 的回應也在重新定義我們。我們輸入一個模糊的問題。AI 的回應精確而深刻。在那一刻，我們被重新塑形成「能夠被這樣的精確回應改變的人」。我們的問題變得不是我們原來設想的那樣微弱。我們的思考能力被一種新的可能性展開了。
Intra-action 不是「我們和 AI 各自保持原狀，只是碰了一下」。Intra-action 是，每一次打開 ChatGPT、輸入 prompt、讀到回應的時刻，我們和 AI 都在那個瞬間被共同地、相互地重新定義。
五、三副眼鏡的邊界
讓我快速總結一下三位思想家的不同位置。
Gell 說的是什麼？ 「人把能動性投射到物上。」他仍然認為能動性的源頭在人。人是主動的。我們把人的意圖賦予了物。人還是中心。
Latour 說的是什麼？ 「人和物都是行動者。去追蹤網絡，看它們怎麼組成。」他打破了人的特殊性。但他預設了，一旦我們追蹤足夠清楚，我們會發現各個行動者各自獨立存在，只是聯繫起來了。
Barad 說的是什麼？ 「人和物在互動中才被劃定出來。不是先有人和物，然後它們互動。而是互動本身產生了人和物。」她更根本地取消了預設的個體邊界。
這是一個漸進的激進化。從「人還是中心」→「人和物平等」→「邊界本身是互動的效果」。
六、為什麼這對 AI 時代很關鍵
在舊的人-工具二元論下，責任很清楚：我們負責。我們用 AI，出了問題，是因為我們用錯了。
在 Latour 的網絡論下，責任變得複雜了：AI、我們、制度、介面設計者，所有人都是行動者。責任分散在整個網絡。
在 Barad 的理論下，責任的問題根本被重新框架化了。因為「我們」本身就不是預先給定的。我們不是進入互動時就已經完整的主體。我們在與 AI 的每一次 intra-action 中被重新塑形。那麼，責任的問題就變成了：在這個被重新塑形的過程中，是誰在決定邊界的位置？
這不是一個心理或法律問題。這是一個設計問題、制度問題、權力問題。
七、小結：邊界是流動的
我們以為我們是一個固定的個體，帶著既定的身份、能力、偏好，去「使用」AI 這個工具。
但 Barad 會說：每一次打開 ChatGPT，每一次輸入 prompt，每一次讀到 AI 的回應，我們都不再是使用前的那個我們。我們被那個 intra-action 重新切割、重新定義、重新塑形了。
「我們」和「AI」不是兩個先存在的東西在互動。
它們在互動中才被劃定出來。
下一篇，我們會看到這個邊界的流動性如何具體發生——通過一個 Barad 的關鍵概念：agential cut（能動性切割）。那時候我們會看到，為什麼每一次用 AI，都是一次小型的自我重新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