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有格友認為我在公審教主。
無風不起浪，況且——
教主的說法也是對張文一家進行公審。
她揮舞著正義的大旗進行剖析。
我才恍然大悟，這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議題：
社會在評論案件時，究竟是在檢視這起悲劇的脈絡，還是替公眾找個發洩的管道。
我以教主對張文家人的指控為例，其母親並非陸配，卻在片面資訊的解讀下，被描述成受過解放軍訓練的「殺手」。
試問，如果這樣的指控發生在我們家人身上，你能理直氣壯地接受嗎？
這讓我想起東野圭吾的作品《信》。
書中描寫了犯罪者家屬如何被社會排擠、否定，甚至連活著的權利都被剝奪。
我們常以為自己在譴責罪惡，但該檢討的應該是對無辜者的懲罰。
這種對「連帶責任」的批判，在不同文化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
在日本，社會對群體服從和守法精神要求極高。
一人犯錯往往牽動整個家庭的評價；相對而言，在美國，即便槍擊與謀殺案件頻繁，卻較少出現對加害者家屬的全面公審。
這反映出的不只是制度差異，更是對個人責任界限的認知不同。
當正義簡化為立場、情緒取代了查證，很容易在不自覺中，將惡意包裝成善意。
迎合、轉發、附和——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逐漸堆疊出一種「集體確信」。
一旦這種確信形成，事實本身反而變得不再重要。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筆下的「平庸的邪惡」正是如此：
邪惡並不總是來自極端，更多時候是來自缺乏思考的順從。
當人們停止懷疑，就容易將他人簡化為「異類」，甚至合理化所有攻擊。
歷史中這樣的場景並不少見。
文化大革命時，無法無天變成真理，群體情緒凌駕於個人判斷之上。那是一種不需要證據的確信，也是最令人心寒的地方。
類似的心理也出現在個體身上，例如《灣生回家》作者陳宣儒（田中實加）的爭議——當身份被揭露後，她仍持續補述故事以維持原有形象。
當一個人長期活在虛構的敘事裡，最終連自己都會相信那套版本的世界。
回到這起事件，我擔心的並不是某個人的言論。
而是當我們明知資訊片面卻不質疑，看見偏激言論選擇沉默時，我們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那股集體力量的一部分？
人最難的，從來不是批判他人，而是誠實地看見自己。
承認偏見需要勇氣，保持懷疑需要耐心。
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自省，我們才不會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失真。
還有一件事——某人的守護者，已經按捺不住，準備出手了。
從他的過去來看，我才明白：當一個人不再害怕失去，就不會考慮退路，更不會罷休。
直到這一刻，我才理解他們為何能相知相惜。
也確信——對方是玩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