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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壟斷到制度空白:微軟暫停 CDR 採購的結構性意涵

更新 發佈閱讀 17 分鐘

摘要

  • 市場繁榮是幻象:2025 年 CDR 銷量三倍成長,但 90% 以上來自微軟單一買家,第二大買家 Frontier 終身採購量不及微軟單年的零頭,市場集中度等同於沒有市場。
  • 暫停的傷害在未來:既有合約繼續履行,但融資看的是未來收入確定性——沒有新的大買家,FID無從啟動,學習曲線停滯,成本下降路徑整體後移。
  • 制度方向清楚,時間表不在控制之內:歐盟 CRCF 落地、CROs 框架被討論,主權托底的輪廓正在成形,但從自願市場到合規市場主導的轉折點何時抵達,沒有任何變數在控制之內——而產業必須在這個空白裡繼續運轉。

爆發的那一年

2025年,全球碳移除市場的銷售量是前一年的三倍

這個數字在產業報告裡被引用時,通常帶著某種鬆了口氣的語氣——彷彿一個長期在實驗室裡掙扎的技術,終於找到了走向市場的入口。DAC、生物炭、BECCS,這些縮寫在幾年前還只出現在氣候情境模型的註腳裡,現在開始出現在財報附註和永續報告的採購清單上。

但有一個數字,藏在同一份數據裡,很少被放在標題位置。

那一年,上述所有銷售量的90%,由同一家公司購買

不是90%的某個路徑,不是90%的某個地區,是整個可追蹤的全球耐久型碳移除市場,十噸裡有九噸流向了同一個買家。第二大買家 Frontier,終身累計採購量約180萬噸;微軟單在2025年就簽下超過4,500萬噸。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是競爭關係,是量級差距。

市場三倍成長,聽起來像是產業起飛。換一個問法:如果那個買家明天停止採購,市場還剩下什麼?

2026年4月,這個問題得到了一個不情願的答案。

一個買家的市場

壟斷買方的算術

微軟在2026年4月通知部分碳移除開發商:公司將暫停所有新的碳移除採購。既有合約繼續履行,新案子則是「on hold,無復原時間表」。

官方說法是「組合與市場重新評估」。

這幾個字,在一個正常競爭市場裡,是一家大型買家的例行調整。在這個市場裡,它的含義接近於:市場本身暫停了。

要理解為什麼,需要先理解一個術語。經濟學裡的「monopsony」,指的是需求端只有單一買家的市場結構——買方對整個供給端擁有定價與存廢的決定性影響力。教科書上的例子是小鎮裡唯一的雇主,或軍事採購裡的國防部。2025年的全球耐久型碳移除市場,結構上屬於同一類。

數字已經說明了問題的輪廓。獨立追蹤機構 CDR.fyi 的數據顯示,微軟在2025年購買了全球約 90% 的碳移除憑證,歷史累計佔比估計在 79% 到 93% 之間,取決於如何界定「耐久型」的邊界。這不是市場集中度偏高,這是市場幾乎等同於單一採購計畫。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第二名的數字。Frontier 是由 Stripe、Google、Shopify 等科技公司共同出資組成的碳移除採購聯盟,被視為企業氣候承諾裡除微軟之外最具規模的買方。它的終身合約總量,約 180 萬噸。微軟單年簽約量的零頭。

這個差距意味著,即便 Frontier 和其他所有自願買家加總起來,也無法在微軟退場後填補哪怕一小部分的需求缺口。市場沒有第二條腿支撐。

暫停的真正含義

微軟的聲明裡有一條被反覆引用的但書:既有已簽合約不受影響。部分供應商也確認,此前公告的長期採購協議依計畫繼續履行。

這條但書,在新聞標題裡產生了某種緩衝效果。但它緩衝的,是一個理解上的錯誤。

碳移除專案的融資邏輯,不是建立在「既有合約」上,而是建立在「未來合約的可預期性」上。一座BECCS工廠從動工到商轉需要三到五年,建廠資金來自專案融資——銀行與私募投資人在決定是否提供資本時,核心問題只有一個:這座工廠建好之後,產出的碳移除噸數,賣給誰?

過去幾年,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是微軟。不是因為合約已經簽了,而是因為微軟一直在簽,而且沒有停下來的跡象。開發商在募資簡報裡放上微軟的意向書或框架協議,投資人據此評估收入確定性,銀行據此核准貸款條件,整條融資鏈的起點,是「微軟還會繼續買」這個預設。

這個預設,在2026年4月消失了。

消失的不是已簽的合約,是對未來採購窗口的合理預期。對一個正在尋求 FID(最終投資決策)的新案子而言,沒有 anchor offtake buyer,就沒有可融資的收入結構,就沒有建廠的資本來源。向前凍結與合約取消,在財務影響上的差異,比表面看起來小得多。

已經過了 FID、正在施工的案子,短期內影響有限。站在 FID 門口、正在談融資的案子,門在這個時間點關上了。規劃中、還沒進入融資程序的案子,啟動時間表變得沒有意義。傷害不是均勻分布的,它精確地集中在那些最依賴「下一輪微軟合約」來啟動的案子上。

衝擊的傳導鏈

融資斷裂之後,發生的事情是物理性的。

工廠不建,管線不拉,注入井不鑽。這些不是財務報表上的數字調整,是實際上不會存在的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的缺席,在十年後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當全球 CDR 需求按照氣候路徑應當擴張到每年數十億噸的規模時,供給端的產能不在那裡。

這條傳導鏈有一個特別難以逆轉的環節,學習曲線

工程型 CDR 技術的成本下降,高度依賴累積部署量——每多建一座工廠,工程師學到更多,供應鏈變得更成熟,單位成本隨之下降。DAC 目前每噸成本仍在數百美元區間,BECCS 的成本結構同樣沉重,要讓這些數字在2030年代變得對更多買家有意義,唯一的路是加速部署、積累學習。

微軟過去幾年大量採購「貴的CDR」,產業裡有一種解讀:這是在用高價換取技術路徑上的時間,讓學習曲線提前下移,讓 2030 年代的成本對更多企業變得可接受。這個邏輯,預設了採購會持續。

需求斷崖出現時,學習曲線的斜率變緩。部署量低於預期,成本下降速度放慢,2030 年代能夠以可接受價格供應的 CDR 噸數,會少於原本的路徑預測。這不是一次性損失,而是把整條成本曲線往右移——每一年的延遲,都在讓「合理價格的CDR」這件事推得更遠。

Cap­tain Drawdown的評論指出,微軟的暫停發生在一個「必須加速」的時間窗口。IEA與 IPCC 的路徑評估顯示,要在本世紀中葉達成淨零,全球每年需要的 CDR 規模在 70 億到 90 億噸之間。目前全球可追蹤的耐久型 CDR 年交易量,以千萬噸計。兩個數字之間的距離,需要的是指數級的加速,不是暫停。

暫停本身不是終點。但它在一個依賴動能維持的產業裡,留下的不只是一季的空白。

壓力的共時性

AI吃掉了氣候承諾的空間

微軟在 2020 年宣布一個目標:2030 年實現碳負排放,並在 2050 年前移除公司自 1975年創立以來所有歷史累積排放。這個承諾在當時被視為企業氣候行動的高水位線,也是它後來成為 CDR 市場最大買家的敘事起點。

但有一條曲線,在這個承諾公布之後開始往錯誤的方向走。

微軟 2024 年的碳排放,比 2020 年增加了約 23.4%。官方解釋是能源密集型資料中心的快速擴張——AI訓練與推論所需的算力,正在以遠超原本預期的速度消耗電力,而電力背後,是尚未完全去碳化的電網。2025 年的數字,預期有類似幅度的增加。

這製造了一個算術上的困境。原本的計畫,是排放曲線向下、CDR 採購量向上,兩條線在某個時間點交叉,之後 CDR 超過排放,實現淨負排放。現在排放曲線轉向,CDR要追的目標變大了,而追趕的速度,受限於整個產業的基礎設施規模。

更根本的問題是,驅動微軟大量採購 CDR 的理由,本身來自於它的氣候承諾;而侵蝕這個承諾可信度的,正是它最核心的商業賭注—— AI。資料中心的擴張不會停下來,這一點沒有任何人在會議室裡否認。在這個背景下,CDR 採購的財務優先級,面對的是與 AI 基礎設施資本投資的直接競爭。

一家在單一年度簽下數十億美元 CDR 長約的公司,同時在全球押注數百億美元的 AI 基礎設施。當資本配置需要重新排序,CDR 從「戰略承諾」退後一步,變成「等待重新評估的項目」,這個順序本身,已經說明了很多事。

政治順風變逆風

企業購買碳移除的理由,從來不是單一的。它是三件事同時成立的結果:法規壓力讓不減碳有代價,公關誘因讓減碳有收益,政策補貼讓減碳的財務成本可以承受。這三條腿同時存在,企業才有足夠的理由走到簽約桌前。

2025 年到 2026 年間,這三條腿同時在縮短。

在合規壓力端,美國環保署啟動史上規模最大的法規鬆綁行動,針對的正是拜登時期確立的電廠碳排與車輛排放標準。聯邦層級的排放規範鬆動,企業面對的強制減碳壓力隨之下降。同一時期,美國正式宣布退出 UNFCCC,從制度上弱化了企業對「未來全球合規碳市場將收斂至嚴格路徑」的預期。預期改變,提前布局高品質 CDR 的誘因也隨之改變。

在補貼工具端,IRA 的 45Q 稅抵優惠與聯邦 CDR 採購計畫的前景變得不確定。這對資本密集的 DAC 與 BECCS 專案影響最直接——這類技術的財務可行性,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政策補貼來壓低有效成本。補貼縮水,專案的內部報酬率惡化,投資決策更趨保守。

在公關誘因端,反 ESG 敘事從政治語言滲入資本市場。部分金融機構開始降低 ESG 承諾的能見度,企業高調宣示淨零目標的政治成本,在某些市場裡不降反升。一個具體的案例說明了政策動作的速度:大而美法案將車廠未達燃油效率標準的罰款降為零,原本特斯拉靠出售法規碳權給傳統車廠獲得的收入,在法案通過後失去了制度基礎。一個合規市場的消失,不需要幾年,只需要一個條文。

微軟的暫停宣布於 2026 年 4 月。此前一個月,Heatmap 報導聯邦政府正在重新分配原本支持 CDR 的能源部預算,轉用於支撐老舊燃煤電廠。公共資金退潮與最大私人買方暫停,在同一個季度裡同時發生。

把這兩件事放在同一個時間軸上,它們看起來不像是巧合,而像是同一個系統在不同層次給出的相同信號:把氣候行動建立在企業自願意願上的結構,在政治環境改變時,沒有任何緩衝。

制度的距離

主權收編的輪廓正在成形

企業自願市場的脆弱性,不是新發現。研究者和政策圈在這個問題上累積了相當清晰的共識:要在本世紀中葉達到IEA路徑所需的 CDR 規模,靠少數企業的氣候承諾從來就不是設計上可行的方案。這個規模需要的,是主權層級的需求——法定義務、合規市場、國家採購,把 CDR 從企業 CSR 預算,移進國家淨零目標的執行工具箱。

這個方向,在 2025 到 2026 年間開始有了具體的輪廓。

歐盟走得最快。2025 年底,歐盟通過《碳移除與碳農業認證框架》(CRCF)的實施細則,建立跨成員國統一的認證機構與審核流程。2026年2月,執委會在 CRCF 框架下正式採納首批永久型碳移除方法學,涵蓋 DACCS、BioCCS 與生物炭,被官方與智庫稱為全球首個永久性碳移除自願標準。這不再只是技術討論,而是有主權背書的治理架構落地,專案可以開始申請歐盟認證。

在學術與政策倡議層面,「碳移除義務」(Carbon Removal Obligations,CROs)框架提供了目前最具結構性的長期設計:要求化石燃料供應商逐步承擔其生產排放對應的 CDR 責任,以 CDR 憑證作為履約工具,形成一個與現有排放交易體系並行、專門服務CDR的合規市場。這個設計的邏輯,是把CDR需求從「企業是否願意」,移到「法律是否要求」。

歐盟學界也在具體討論如何讓 EU ETS 的上限走向淨負排放——這需要修改 ETS 法規,引入 CDR 額度,並處理持久性與長期氣候責任的法律問題。這些不再是「要不要做」的哲學爭論,而是「如何設計」的技術與法律工作。

美國聯邦層級在川普任內缺席,但州級出現了另一條線:2025年有三個新增州取得 CO₂ 地下封存的主審許可權,路易斯安那、德州等州持續核可 Class VI 注入許可。這些許可建立的是供給端的物理基礎設施,不是需求端的合規市場,但沒有這些許可,未來即便需求出現,封存容量也不在那裡。

制度的輪廓,正在從幾個不同的方向同時逼近同一個形狀。

「應該發生」與「何時發生」之間的鴻溝

制度方向清楚,不等於制度會準時抵達。

歐盟 CRCF 目前落地的,是自願標準加上主權背書的認證框架。從這裡到「CDR 額度進入 EU ETS 合規市場」,中間還有修法、設計持久性責任機制、確定 CDR 額度與排放配額的換算關係,以及處理跨境 CDR 貿易的政治協商。學界把這些問題的技術細節已經討論得相當清楚,但技術清楚與政治可行之間的距離,在歐盟的立法程序裡從來不短。

CROs 框架是目前設計上最能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案——把 CDR 需求從企業意願移到法定義務,讓化石燃料供應商成為結構性買家。但截至目前,沒有任何主要經濟體將這個框架轉化為具體立法。它仍然是政策圈裡最有說服力的倡議,而不是市場參與者可以據以做出投資決策的法律現實。

IEA 的淨零路徑顯示,全球到本世紀中葉每年需要的 CDR 規模,與今天市場實際交易量之間,差距以數量級計。填補這個缺口所需要的投資速度,要求的是現在就開始建設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需要資本,資本需要收入確定性,收入確定性需要買家,買家需要制度。

這個邏輯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成立。問題是它的時間軸。

2020 年代,產業仍然處在一個沒有主權托底的混沌期。企業自願採購扮演技術孵化期催化劑的角色,這個角色有其價值,但它的設計極限,在微軟暫停的那個季度已經清楚顯現。2030 年代能否進入合規市場主導的階段,取決於歐盟的立法進度、其他先進經濟體的跟進速度,以及美國聯邦層級在下一個政治周期裡的方向。這些變數,沒有一個在控制之內。

在那個轉折點抵達之前,整個產業必須在自願市場與主權托底之間的空白地帶撐過去。這一次,撐著這個地帶的最大支柱,剛剛宣布暫停。

一個數字的兩面

微軟創造了這個市場,這一點不是修辭,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在它大規模入場之前,耐久型 CDR 的年交易量以百萬噸計,價格高到只有少數科技公司的實驗性預算能夠觸及,多數技術路徑連商業規模的驗證都還沒有完成。它的採購合約給了開發商融資的錨點,給了銀行放款的依據,給了整個產業一個「市場存在」的證明。

93% 這個數字,是這段歷史的成就總結。

它同時也是死穴所在。

一個健康的市場,不應該有任何單一參與者能夠以一個決策改寫整個產業的需求曲線。碳移除市場在 2025 年達到的規模,不是多個買家共同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家公司的採購意願在特定時間窗口裡的集中體現。當這家公司的內部優先級改變——被 AI 的資本需求擠壓,被排放曲線的方向打亂,被政治環境的轉向動搖——市場沒有任何緩衝機制。

這不是微軟的失職。把一個主權級別的氣候問題,交給企業自願市場來定價和驅動,這個設計從一開始就預設了它無法承擔的重量。微軟願意扮演 anchor buyer 的角色,是在制度空白裡用私人資本填補公共責任的缺位。它能做到這一步,已經超出了任何合理的企業行為預期。

但空白還在那裡。

下一個問題,不是微軟什麼時候重新開始採購。而是誰設計了一個讓這個問題成立的市場結構,以及在制度填補空白之前,這個產業還要在這個結構裡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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