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後，我的人生逐漸步入順境。大學時家境雖仍艱困，但靠著家教打工，除了維持生活，偶爾還能拿錢回家貼補家用。那時我的成績表現亮眼，畢業時獲得了斐陶斐榮譽會員證書；大三時被推舉為系學會會長，與學弟妹建立了深厚情感，表現可謂轟轟烈烈。
大學畢業後，在家人支持下順利考入清大數學研究所。兩年後研究所畢業，因家中經濟狀況吃緊，我選擇進入職場。憑藉著清大碩士的加持與對教學的好奇，我進入中正理工學院教了三年書。隨後，血液中那份叛逆激發了挑戰心，讓我跳進軟體開發領域。在那個資訊業相對自由開放的年代，我除了透過撰寫程式獲得如魚得水的成就感，也有餘裕透過參與街頭運動，更深入地認識台灣的社會變遷。結婚後，兩個孩子陸續報到。1994年，為了讓全家四口有合適的居所（母親在老大出生後一年往生），我們精挑細選來到暖暖過港，買下一處位於半山腰、規模超過六百戶的集合式住宅。這是我這輩子用自己賺來的錢買下的第一間房，我特別挑選了中庭邊、視野好的戶別。當時流行挑高設計，我選中四米五的挑高房，親自設計夾層，將二十五坪的空間翻倍至四十坪，並委託女兒保母的先生按圖施工。那段日子，滿心以為幸福快樂的生活就此展開。
為照顧接續出生的孩子，1994年全家暫住木柵太太娘家附近，1997年中開始進行裝潢。某日全家回基隆看進度，偶然看到電梯公告邀請住戶到圖書館開會，心想可能是為了未來社區圖書館的管理，便決定前來參加。沒想到，會議現場氣氛熱烘烘，討論內容竟是社區大量的公共設施——如籃球場、游泳池等，若非佔用國有地，就是侵佔私有地。雖然平日關心時事，也常從媒體讀到不良建商的訊息，卻沒想到這種事竟發生在自己身上。
回木柵途中，我生氣且懊惱，但理性告訴我必須先查明真相。我聯絡了地政系畢業的妹妹，她隨後引薦了一位對此類案件經驗豐富的余律師。律師聽我描述後，建議隱藏身分親自旁聽下次會議，以免建商人馬干預。經過律師現場勘驗，確認問題嚴重。當時社區正傳出建商準備辦理第一屆住戶大會，選出包含十三棟大樓、共二十七位的管理委員。
一群積極的居民為了維護權益，開始運作推舉候選人，並從建商處取得六百多戶住戶的聯絡資料，積極聯絡住戶參與大會。我身為後來者，起初只答應擔任該棟委員；但原定推舉的主委人選臨陣退縮，大家發現我是能冷靜尋求專業律師協助的人（終究紙包不住火），便轉而推舉我擔任主任委員。那次大會是社區三十年來出席率最高的一次，在強烈危機感下，我順利選上首任主委。
當選後我萬分緊張，腦中隨即浮現平日認同的「社區共同體」理念。那些過去掛在嘴邊的道理，現在面對自己花錢購買且精心設計、實實在在的家園時，我心想有沒有實踐的可能？在此之前，即便關心時事、上街頭、喊口號，但實際上只是個每天面對螢幕、大量使用電腦的工程師；但擔任主委後，我必須面對背景迥異的二十六位委員，甚至要對六百多戶住戶負責。那一刻，我真有一種「從天上掉落凡間」的強烈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