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97年的權力網絡
幾年前徐承恩老師在網上公開了自己有版權的著作（見連結），老師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是香港禁書了。近日鑑於臺灣的政治狀況，重新整理過去關於《精英惡鬥》這本書的筆記。
該書整理了自1980年代到2008年不同時間點，香港的主要權力網絡的變化，而從2026年回頭來看，最有意思的或許是北京如何成功統戰了香港的權力核心。
香港權力的中心從1980年代匯豐作為商界、政界的核心，一路演變到2008年時，政府委員會成為獨大的機構。
97後，香港政府雖然吸納了董健華等商界菁英進入高層政府，但他們與傳統的香港公務員不能協調，商界彼此之間亦有龐大的利益爭端，甚至競相比較誰跟「北京」人脈更深、更廣，因而沒有形成整合成一股足以代表香港工商界的團體。2026年的今天讀起來，臺灣的政治人物在對北京獻媚上，不少可與之一戰。
綜觀下來，我讀起來的印象是，香港的商界菁英頗為分裂，既無力統合意見來面對97，97後也無能變成一個足以集體應付北京的階層，最終變成討好北京的競賽，用徐承恩自己的話來講：
「香港的商界精英但求維持殖民地時期的政治特權，繼續倚賴過時的制度去維護自已的利益。他們被北京政府統戰時，大多欣然接受，甚至相信自己已成功延續了一直以來的政治影響力。商界精英對民主發展及政黨政治缺乏興趣，親商界的政黨因而未見有成熟的發展。爭取民主的在野勢力，同樣受到 這種因循苟且的政治文化所影響。他們習慣了在受殖民地政制保護的情況 下，溫溫吞吞地爭取民主，未能適應主權移交後的政治現實 …他們既沒有激烈抗爭的勇氣，亦沒有準備執政的能力。他們只懂爭取道德高地，卻不能爭取到更廣泛的政治支持…」 （頁186)
作為一個臺灣讀者，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收獲便是從菁英網絡的角度，理解香港的發展：從1980年代的匯豐為核心，到2008年已變成政府委員會為中心，儘管香港經濟於此時期以金融業、服務業穩定的成長，但內核早已產生「質變」。
不過，作為一個臺灣讀者，這本書讀起來最大的困難，則是不易明白港府系統中「政府委員會」，究竟有什麼功能。臺灣的財政部、經濟部、經建會、科技部（還有金管會）業務雖然業務常有重疊，但每個時期都大致還能分得清楚。但是香港的行政會議、立法會、策發會，以及這些會裡的各個小細胞，究竟它們怎麼形成政策、畫分職權？他們的實際影響力在哪？作為一個外人不易看清楚。
另一方面，出於極少研究會用量化方法探討港府各種政策效果的緣故（香港某程度是東亞量化研究的黑洞）。外人不易理解哪些政策影響重大，又如果不能理解哪些是具重大影響的政策，就不容易想像哪些「xx會」對於香港發展的影響，實際上是經由什麼渠道。
回到我關心的議題：香港去工業化，讀了此書，從1980匯豐權傾一時可以理解，在1980年代這個香港發展的關鍵時刻，為何明明港府自己主導的調查發現「中小企業絕大多數無法經由銀行系統借款」，卻沒有形成任何政策，反而是當時這些企業若外移去中國投資，卻在信貸市場上頗受歡迎（無論是香港的或中國地方政府）。
物理距離上雖相隔不遠，但這一面港府「積極不作為」，另一面中共地方政府則「積極補貼」，雙管其下，香港經歷了高速的去工業化，香港金融業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榮景，這局面，匯豐自身當然是最大贏家。
相較之下，臺灣經濟於1970年代搞重工業，敗多勝少，石油危機後，搞策略性工業，於1979左右經建會調查信貸狀況後，發現小型電子製造業普遍借不到錢，而將電子業納入了策略性工業，並於1984年明確地要求各銀行「只要是策略性工業名單內的產商都能優先借貸」，才發展了臺灣極為複雜與旺盛的電子製造業：外國投資或技術轉移的「高科技廠」以竹科為核心，但其他「本土電子產業」卻仍然地開花，竹科不至於變成產業飛地，而能帶動本土發展，道理在這。
過去也曾為文寫過，從李國鼎回憶錄來看，臺灣當時會搞這些政策，是涉入了當時國民黨內部非常複雜的political dynamics。從這角度來看，今天理所當然的「香港金融業、臺灣製造業」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政策當然有巨大的影響，然而這些政策的擬定，則是政治經濟學的產物。
最後，臺灣今日與當時的香港相比，就更難解釋了。香港當時以銀行業與商業為主，向北京靠攏，有一個明確的階級可以得到龐大利益，所以可以解釋香港何以有政治人物同北京獻媚。
不過，臺灣若被中共統治，筆者左推算右推算，對臺灣經濟找不到什麼好處，顯然違反多數階級的利益，為何會有這麼多政治人物支持呢？或許政治本來就不需要下層建築，只需要出於政治人物自己的利益即可。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