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中共外交部
總統賴清德原訂今（22日）出訪我國於非洲唯一的邦交國史瓦帝尼，參與史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登基與誕辰雙慶典。然而前一天卻因塞席爾（Seychelles）、模里西斯（Mauritius）、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三個專機航線途經國家，在無預警情況下取消飛航許可。總統府方面聲稱是中共當局打壓所致。被迫「暫緩」出訪，並改派特使。
這個前所未有的舉動至今仍眾說紛紜。除了府方聲稱的中共當局圍堵外，另有說法稱是因執政黨的非洲外交政策，與索馬利亞北部分離主義的索馬利蘭互設代表處，甚至還大肆宣揚索馬利蘭在社群平台X上歡迎賴總統非洲行，嚴重違背非洲聯盟對於會員國索馬利亞主權的立場，最終遭到圍堵。無論真相為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對此回應稱，有關國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表示高度讚賞。更稱世界上早已不存在「中華民國總統」，任何人以這種身份招搖撞騙，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只會自取其辱。而這一句，「不存在中華民國總統」，立刻引發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反擊稱「中華民國總統當然存在」，幾乎把幾天前「鄭習會」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互信與友善，瞬間降至冰點。
在這雙方各執一詞，敵意螺旋快速上升的此刻，我們更有必要冷靜地看待這場衝突。筆者從事有關美中台議題的碩士論文研究半年，在到對岸的多次訪談中，提供雙邊的視角以及盲區供讀者參考。
北京這樣看民進黨口中的「中華民國」
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一直是世界上其中幾項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甚至說是最難的問題也不為過。面對這次的衝突，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受訪時說，若「一中各表」（國民黨主張與堅持的九二共識內涵）真的能一中各表那很好，但當台灣要表述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時候，中華民國總統要到中華民國邦交國史瓦帝尼訪問，中共怎麼又阻撓？
實際上，綠營沒有意識到，北京方面極度看中「長期以來的態度，以及實際的立場」。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你喊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自助餐式」的（想用的時候用、不想用的時候就收起來），而且是為了嗆我而使用的，不是真正的認同。對他們長期觀察賴清德而言，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以及內政部長劉世芳口中「台灣國的總統」，這也是讓中共外交部今天大動作表態世界上沒有「中華民國總統」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賴清德政府在行前，先是不斷聲稱有受到來自11個非洲國家、超過40位政治人物正式歡迎賴總統這次訪問行程，又放話去史瓦帝尼破除北京長期輸出的「一中論述」，再加上在「鄭習會」後，陸方釋出的惠台十項措施，不斷遭民進黨籍官員冷嘲熱諷，包括此舉是要分化我內部影響選舉、國家主權與自由民主不是交易事項、對台十項措施是統戰滲透、不開放更多兩岸直航點是因為「轉機更划算」云云，以上總總更迫使中共當局勢必得做出強勢回應，無論是對內做交代，還是要對民進黨進行威嚇，亦或是像國際社會清楚表明北京立場。
然而，回到我方的視角，這樣的表述模式，極容易被解讀以及視為中共試圖在國際場合上消滅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且罔顧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事實。就這樣，雙邊惡意螺旋就急遽上升中。親綠的《自由時報》的社論稱，「國共一中和平讓中華民國再次躺平」，親藍的《聯合報》的觀察站稱，「北京試圖一手搭建恢復交流的橋，另一手擠壓我外交空間，如同拉緊繩索，若因此讓中華民國感到窒息，恐引發反作用力，不利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若只針對台獨，或許台灣多數民意還可以理解，但一旦牽涉直接否定「中華民國」，台灣社會多數共識就是集體反對中共的論述。
事實上，北京對於中華民國的稱呼並沒有如此反彈。中國大陸方面在去年（2025 年）由中共中央台辦發布的《中國台灣問題》（2024年版）幹部讀本與配套資料中，對馬英九執政時期的評價可以佐證這樣的觀點。中共認為，在⾺執政時期，兩岸秉持「建⽴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與⾺英九就職演說中提及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相呼應。
中共中央台辦2025年出版《中國台灣問題幹部讀本（2024年版）》。圖片來源：央視新聞
中共也強調，兩岸雙⽅在堅持⼀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透過務實協商，妥善解決了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這裡，中共的⽤詞是「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使⽤常⽤的「台灣當局」與「台灣地區」。中共提到，2019年⾄2016年，中國台灣地區以「中華台北」名義、觀察員⾝份連續8次出席世界衛⽣⼤會（這裡中共並沒有使⽤「中國台北」，⽽是使⽤台灣⽤詞的「中華台北」），2013年中華台北⺠航局應邀派員作為國際 ⺠航組織理事會主席客⼈列席了國際⺠航組織⼤會。此外，在⾺英九執政時期，台灣相關⺠間團體以適當名義和⾝份加⼊⼀些國際⾮政府組織，像是2009年以「台澎⾦⾺單獨關稅區」名義加⼊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2010年和2013年，台灣以「台澎⾦⾺單獨關稅區」名義先後與新加坡與紐⻄蘭簽署經濟合作協議。
⽽針對⾺政府的國際事務涉台問題上，中共認為，⾺英九上台後，在對外交往上提出「活路外交」，⼀⽅⾯維護所謂「中華⺠國」的地位，另⼀⽅⾯尋求擴⼤台灣「國際空間」。在鞏固「邦交」⽅⾯，提出「和解休兵」，停⽌與⼤陸惡性競爭；在發展與中華⼈⺠共和國建交國實質關係⽅⾯，謀求提升與美國、⽇本、歐盟、東南亞國家國協等的實質關係；在參與國際組織⽅⾯，要求更有意義地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及⾮政府國際組織。這裡可以明顯看出，中共對於⾺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雖然並不完全贊同，但仍多給予⾺英九「正⾯評價」，也凸顯當年⾺英九在台海兩岸政策上的斡旋能⼒。
因此，中共儘管在教科書上認為「人民解放軍1949年4月23日佔領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統治覆滅，中華民國時期結束」，但在涉台涉外事務上的現實主義下，對於「中華民國」並非完全踩死立場，而是這個詞由誰提出？以及提出背後的用意是什麼？而就我在多次的訪談下來，這牽涉到雙方的「政治互信」基礎，而「政治互信」需要時間累積，並非一蹴而就。
中共高中教科書描述「中華民國時期結束」。圖片來源：《普通高中教科書·歷史必修中外歷史綱要（上）》
針對兩岸特殊性紊亂的用詞
此外，近十年由民進黨主政以來，對於兩岸關係的用詞也變得更加混亂。先是前總統蔡英文任內提出「中華民國台灣」，英文為「Republic of China (Taiwan)」的用法，並延伸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的論述，除了達到國際宣傳強調獨立主權外，也是為了讓對中華民國與台灣這兩種國家名稱的認同者，將選票投給民進黨，最大化民進黨可能的支持度。然而，這樣的論述方式與用法，並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憲法增修條文》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北京的眼裡，就是在利用文字遊戲在一步步推動台灣獨立，進而踩到其紅線。
這十年來，也凸顯了民進黨在對外表述用詞上經常混淆，才會出現內政部長劉世芳稱「（我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掛著Republic of China的外交部用「中國外交部」（PRC Foreign Ministry）來稱呼對岸的外事機構、用「中國國家主席」（Chinese President）來稱呼對岸領導人等錯亂的用語。事實上，我國自解除報禁以來，新聞媒體百花齊放，內容不再由政府、執政黨審核，也讓對於敏感的兩岸用語變得隨意，又或是直接迎合媒體老闆的「國家認同光譜」。
Republic of China就掛在民進黨籍的現任外交部長林佳龍之後。圖片來源：外交部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其合法性，將其視為「匪幫」竊據大陸，並透過「動員戡亂」憲政體制將內戰邏輯延伸至撤守的台灣，於是針對中共與其控制區域形成一整套以「匪」為核心的官方用語，如「共匪」、「匪區」、「匪偽政權」等。在立法與行政層面，「匪」字成為正式法律術語。如1950年通過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即以「匪諜」指稱中共間諜；1950、1951年中央與台灣省政府陸續發布《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明確定義「共匪及附匪份子」為匪黨組織成員與外圍組織，顯示「共匪」一詞直接進入法規文本。同一時期，官方宣傳大量使用「共匪」及「大陸匪區」、「中共匪區」、「大陸淪陷區」等稱謂；後來的研究指出，國民黨政府把中共統治區稱為「匪區」或「匪偽政府」，並在戒嚴時期的查禁郵票辦法等規範中使用「匪偽」與「匪區」這類官方術語，強化「匪幫竊據」的話語。
1957年8月19日，內政部發布《統一對朱毛共匪及有關名稱要點》，目的在於「統一」政府機關對中共及蘇聯等的稱謂，此為現存最具代表性的官方「共匪用語表」。該要點明定，一般稱中國共產黨政權為「朱毛共匪」，簡稱「朱毛」或「共匪」，對匪黨稱「朱毛匪黨」或「匪黨」、對匪軍稱「朱毛匪軍」或「匪軍」、對政權稱「朱毛匪僞組織」或「匪僞組織」，對機關團體一律冠以「朱毛匪僞」或「匪僞」。
在個別稱呼上，文件規定中共領導層稱為「朱毛匪酋」或「朱毛匪首」，簡稱「匪酋」、「匪首」；中下級幹部稱「匪幹」、一般成員稱「匪徒」、情報人員稱「匪諜」，連物品也稱「匪品」，形成一套系統化的蔑稱體系。後續公開的蔣中正批示公文顯示，他在檢視這類用語時，還特別指示「匪特兩字不用，要用匪諜」，進一步統一「匪諜」一詞，顯示最高領導人親自過問對中共稱謂的細節，強化「匪諜在你身邊」之類宣傳口號。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逝世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以〈禍國殃民，百死莫贖 毛匪澤東斃命〉為題進行報導。
1983年蔣經國在總統文告中首次以「中共」而非「共匪」稱呼對岸政權，成為總統層級公開談話用語的象徵性變化。不過，即便1991年政府成立大陸委員會來應對海峽兩岸關係事務，將《統一對朱毛共匪及有關名稱要點》修正為《中共黨政軍機關企業學術機構團體旗歌及人員職銜統一稱謂實施要點》（至今仍未廢止），改用「中共」來稱呼，一開始仍要求在對岸政府機關、職銜前加註引號以示「不承認」。
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以〈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坦克衝進天安門 兩百餘民眾死傷〉為題進行報導。
1987年解嚴後，我國朝向民主化發展，原本以內戰「匪亂」為前提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逐步被質疑，最終在1991年5月1日正式廢止，象徵政府不再以「戡亂」定位兩岸關係。同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將「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授權以法律為特別規定。1992年以此制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立法通行多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明定：「台灣地區」係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大陸地區」則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條例刻意使用「地區」與「人民」等語彙，而不用「國家／外國」，意在維持「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憲政假設：大陸地區仍被宣稱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只是目前為共產黨政權所占據，國家尚未完成終局安排，因此不得把大陸視為「外國」。自此，「大陸地區」、「大陸地區人民」成為處理兩岸往來、身分與法律關係的核心法律用語，取代早年「匪區」、「淪陷區」等稱呼，並為後續「大陸當局」、「大陸方面」等較中性的政治語言提供法理背景。
也因為民主化，無論是主張兩岸統一、維持現狀、台灣獨立，都被視為言論自由與表意自由，也讓社會開始形成不是二元的「國家認同」，而是具有包含主觀的情感歸屬（psychological dimension）和客觀的制度期望（political dimension），不限於族裔或文化，而是延伸至公民共同體的政治意志的「國家認同光譜」。認同中華民國為世界上唯一中國者，會使用「中國大陸」或「大陸」來稱呼對岸，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者，則會使用「中國」一詞。也正因為此，與對岸產生極大差異。
- 中華民族認同：強調56個民族共同構成「中華民族」，以「民族復興」與「中國夢」作為凝聚力量，「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三位一體
- 文化認同為根基：中共《人民日報》理論版（2015）明確指出，「在中國，從古到今，凡是強調國家認同，就是在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講國家認同，當然要維護國家統一」
- 一國兩制作為延伸：官方主張對港澳台以「一國兩制」實現「祖國統一」，是在「國家結構上保持統一和完整，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的「科學」方案
我方對於「國家認同光譜」多元性的包容，且民間對於兩岸特殊關係下的用語因其認同下而使用的隨意，與對岸由中共定調絕對性質的「國家認同」，形成強烈區別。一旦我方依據自己的「國家認同光譜」來撰寫政府公文，甚至是兩岸政策立場時，勢必發生衝突與誤解。對岸在意我方對於其的稱呼，到底是「中國」還是「大陸/中國大陸」，並且會認為這背後就代表著你「絕對」的政治立場與國家認同價值觀，明顯與我方的隨意形成對比。
這樣的精準用詞，並非僅出現在兩岸關係，也出現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上。在1993年由挪威協調，並在美國白宮由時任總統柯林頓見證下，以巴雙邊簽署的《奧斯陸協議》，協議前言一開始就寫道：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 team (in the Jordanian‑Palestinian Delegation to the Middle East Peace Conference) (the ‘Palestinian Delegation’), represent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也就是說，以色列一方的正式名稱是「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以色列國政府）；巴勒斯坦一方在文本裡被稱為「the Palestinian team … (the ‘Palestinian Delegation’), represent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中文可譯為「巴勒斯坦代表團（於約旦—巴勒斯坦代表團中），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另在條文中多次用「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西岸和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民）來指涉治理對象，而不是巴勒斯坦（Palestine）以及「巴勒斯坦國」（State of Palestine）。
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稱謂」的政治訴求並未能進入正式條文。《奧斯陸協議》在設計上刻意迴避了「最終地位」與「國家」等字眼，將邊界劃定、耶路撒冷地位、難民返回等核心問題全部留給日後的永久地位談判處理。在以色列看來，1993年談判的底線是：願意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代表性、願意接受一個擁有行政與安全職能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
因此，在兩岸溝通上，若在明知對方在意情況下，我方仍堅持使用會讓對方產生疑慮或不信任的用詞，是故意要停止溝通？還是真的必須要用這樣的詞彙？我方政府目前在基於現有法律及政策立場上，依舊能使用在保有尊嚴以及對等的用詞，包括北京當局、中共當局、北京方面、中共方面、中共政權、對岸、（中國）大陸當局、（中國）大陸方面......等，且何時使用哪一個詞彙時，背後所代表傾向於友善或是嚴厲，都能精準展現。
兩岸的最小公約數
在兩岸關係上，我方並非絕無主導權，「九二共識」的創造讓中共接受，足以說明。蘇起在2000年卸任陸委會主委前夕創造「九二共識」一詞，是的，這個詞並非由中共所創造。當時，蘇起透過這樣的詞彙，試圖在兩岸對立中尋找「最小公約數」，且本來是為民進黨首次執政而設計的。國民黨對於「九二共識」的定義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北京當局認為「九二共識」為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看似有共識又沒有共識的創造性模糊詞彙，成為兩岸溝通的基礎。然而，民進黨並不接受，不僅放棄模糊的可能性，還清晰引述中共視角，對台灣人民多次強調「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就北京視角而言，民進黨連「兩岸最小公約數」都不願意接受，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好繼續溝通的空間。
其實，「台灣地區」的用法也是兩岸難得的最小公約數。國家文化記憶庫典藏有保存一張「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境證」，簽發日期為1971年（民國60年）5月27日，為馬祖東引居民林其鏗先生由金門前往台灣本島的入境許可。 然而此類入境證的法規依據，卻要更早追溯到1957年。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官方沿革及台灣歷史博物館等多方文獻交叉確認，中華民國方面最早使用「台灣地區」一詞，可以追朔自民國46年（1957年）3 月，行政院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台灣地區入境出境管理辦法》（部分文獻稱《戡亂時期台灣地區入境出境管理辦法》）。
戒嚴時期的台灣人要出國，必須先確認「有資格申請護照」，拿到護照後還要單獨向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申請出境許可，就算你已拿到護照，警總如果認定你「有親共或台獨嫌疑」，就可以不說明理由直接拒絕核發出境證，護照等於廢紙。
接著1970年，行政院將原《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更名為《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這也凸顯了中央開始以「台灣地區」而非「台灣省」來概括戒嚴統治空間，並將金馬等「共同體」在法律上納入「台灣地區」的一環。
至於中共方面，目前可在公開數位檔案中檢索到最早的「台灣地區」官方用語，是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載徐立《美國侵略台灣的真相》一文。 該文是以「美國侵略台灣的真相」為專欄標題的長篇政論，署名作者，並明確作為支持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侵台的「正義聲明」而撰寫，屬於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對外宣傳與對內動員文本，具有高度官方性。
文中在描述美軍戰略偵察時有如下語句（節錄）：
……美國十三航空隊派出軍用飛機，攝取台灣全島的地形照片，探測台灣地區的氣候，軍用飛機則常駐於台灣各空軍基地。
這裡的「台灣地區」顯然不是單純口語，而是搭配「台灣全島」與「各空軍基地」的軍事地理概念，用以指稱一個統一戰略空間。 就時間點而言，此用語出現在朝鮮戰爭爆發同年，周恩來在6月28日發表聲明嚴斥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文中提到「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從1950年代《人民日報》與新華社稿中可見，「台灣地區」逐漸成為描述與美軍、蔣軍相關動向時的固定用語。1955年關於「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評論，同樣將「台灣地區」作為一個地緣政治空間來談論。1958年9月關於金馬砲戰與「解放台灣」的一系列社論中，多次出現「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奴役壓迫的台灣地區的同胞」、「把台灣地區的同胞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等用語。1960年2月16日《人民日報》報導美軍在「台灣地區」加緊軍事挑釁，版面標題中出現「在台灣地區不斷興風作浪」等表述。
這些材料顯示，「台灣地區」一詞在1950年代已穩定用於中共官方宣傳語境，以指稱在主權敘事上屬「中國一部分」、但在實際控制上由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所盤據的空間。 其語義重點在於把台灣定位為「中國領土的一個地區」（而非獨立國家），同時暗示該地區目前處於「分裂」「被帝國主義操控」的異常狀態。
在中共正式規範性法規中，以「台灣地區」入法的代表性起點，是其國務院1991年7月頒布、1992年1月施行的《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其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了保障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制定本辦法」，標題與條文均使用「台灣地區」。因此從1990年代以降，「台灣地區」成為中共處理兩岸事務時的標準法律與外交話語之一。
「台灣地區」的兩岸默契用法，也就是刻意擱置在台灣地區前面，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稱謂。在馬政府時期，曾創造依照「一國兩區」的說法，也避免外界將該名詞與中共創造的「一國兩制」混為一談。但這樣的用法還是讓泛綠陣營以「馬區長」來對馬英九加以嘲諷，時任立法院民進黨團幹事長潘孟安（現任總統府秘書長）稱，中華民國總統自我矮化成為一個區的區長，真是丟臉又可恥。
如何面對新時代的兩岸關係？
面對極其複雜的兩岸關係以及當前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兩岸雙邊從政府到人民，更有必要透過交流，先以善意理解與認知對方的思維、立場、底線、彈性，避免誤解與誤判。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鄭習會上的7分鐘公開談話，就足以看出在用字遣詞上的用心，包括未提及敏感的「統一」、「一國兩制」字眼，多使用「一家人」、「兩岸同胞走親走近」等柔性用語。以這次的事件為例，大陸當局需要體認到，「中華民國」是台灣最大的社會共識，任何直接或以嘲諷方式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言詞，勢必引發台灣民意反彈，對於兩岸交流毫無幫助；而台灣方面也必須理解，相比於在鄭習會後的惠台政策，賴清德外訪對於大陸當局而言是更具政治意義的事情，且北京方面又以政治意義為發言首要順序，若我方政府官員不斷以挑釁的話語，不斷刺激挑戰對岸底線，勢必會更壓縮我國的國際空間，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