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死的那天晚上，我手機上有一則我那時沒看到的簡訊。
是他下午五點半傳的。那時候我在晚自習，手機藏在書包夾層裡沒拿出來。
我是隔天清晨從警察局回家的路上才看到的。訊息內容很短：
「療養院那個護士叫方姐，宜蘭，你要問她什麼自己去問。」
下面還有一行：
「她今天很累，你不要白天打，她下午三點才醒。」
我在那台開往學校方向的公車上看著手機螢幕，看了大概十分鐘。
阿成就這樣把他花了兩個禮拜偷偷查來的東西全部塞給我。沒有抱怨，沒有「為什麼是我要查這個」，也沒有那種死前會寫的「你要好好活下去」的東西。
他只是——把一盞手電筒塞到我手裡，然後自己走進黑暗裡。
那是阿成教我的最後一件事：當一個朋友決定替你挖真相的時候，他可能再也回不來。
——
阿成的告別式是週三。告別式結束那天晚上，我翻出我媽那個壞掉很久、被我媽藏在五斗櫃抽屜裡的國中時代的老 Nokia。我裝了張新的預付卡。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號碼打。
我打到宜蘭那間療養院，報了阿成的名字。
總機轉接了兩次才把我接到方護士。
「喂？」對方的聲音沙啞、疲憊，背景有很細微的金屬鍋具碰撞聲——像是在吃東西或煮東西。
「方姐嗎？我是……我是阿成的朋友。」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鐘。
「阿成？」她說，聲音突然變低，「那個打來問我五次電話的國中生？」
「他死了。」我說。
我以為她會驚呼。但她沒有。她只是又沉默了三秒。
「什麼時候？」
「上禮拜三。他在學校廁所裡。新聞沒說。家屬要求封鎖。」
這次她沉默了更久。
「你是誰？」
「我叫阿啾。我也是……他們班上的。我想跟妳見一面。」
「見什麼？」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關於班導。」
她又沉默。我聽到電話那頭的鍋具聲停了。她大概坐下來了。
「我星期六下午三點到五點輪休。三點半之後在療養院一樓的便利商店。你認得出我，我是那間療養院唯一穿藍色外套的護士——其他人都穿粉紅色。」
「好。」
「阿啾，」她在掛電話之前說，「你如果像你朋友一樣只是要問那些怪問題，我建議你不要來。」
「什麼怪問題？」
「你知道的。」她說，「那些外面看得到的、裡面都怕得要命的問題。」
然後她掛了。
——
星期六我跟我媽說我要去同學家過夜做專題。我媽什麼都沒問，只是塞給我五百塊，說「晚餐自己吃點好的」。
她站在玄關看我穿鞋。那是她習慣性的動作——每次我出門，她都會站在玄關看我穿鞋，像是在檢查我有沒有少帶什麼。
但那天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樣。
「阿啾。」她在我推開紗門之前叫我。
「嗯？」
「你外婆那個紅布包……」她開口，然後停下來。
她停了很久。
「……算了。小心一點。」她最後說。
我那時候以為她只是老樣子。二十年後我才懂她那天欲言又止的是什麼——她其實想告訴我，那個紅布包應該隨身帶著。但她說不出口。她嫁給我爸之後，她自己已經把那條跟外婆連結的線剪斷了。她不想再伸手握起來。
我沒有帶那個紅布包。它還塞在衣櫃最深處的紙箱裡。
——
宜蘭那間療養院在礁溪往北的一個小山坡上，附近全是溫泉旅館。我從宜蘭車站搭計程車進去，司機一聽到地址就皺了皺眉。
「那間喔。」他說。
「怎麼了？」
「沒什麼，做你們這種生意的我見多了。記者嗎？」
「我是學生。」
他從後視鏡瞥了我一眼，沒再說話。
療養院是一棟六層樓的舊式建築，外牆是那種早年很流行的淺褐色磁磚，有一半的磁磚已經掉了。入口處是一道大鐵門，旁邊有一個警衛亭，但警衛不在。一樓的便利商店是個簡陋的小店，比 7-11 還小，賣的是醫院家屬會買的那種溫熱的紅茶、不冰的鋁箔包飲料、白吐司夾肉鬆的三明治。
我在便利商店門口等。
三點四十分，一個穿藍色外套的女人從電梯走出來。
方護士大概三十幾歲，身材瘦，臉色蠟黃——那種常年輪大夜班的人才會有的蠟黃。她的頭髮綁成一個鬆鬆的馬尾，沒化妝。她看到我，從鼻子裡輕輕哼了一聲，像是在說「就是這個笨蛋」。
她走進便利商店，從冰箱裡拿了一瓶保久乳，走到櫃台付錢，然後走出來站到我旁邊。
「喝嗎？」她把那瓶保久乳遞給我。
我搖頭。
「那我自己喝。」她拧開蓋子，咕嚕咕嚕喝了幾口，「你幾歲？」
「十五。」
「阿成十五嗎？」
「十五。」
她又喝了一口保久乳。
「你老師怎麼了？」
我那時候還沒聽懂她的意思。我以為她在問班導。
「他住進來差不多一個月了。」我說。
「我知道他住進來，」方姐說，「我問的是，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沉默。
她看著我，眼神沒有溫度，但也沒有惡意。她是那種每天看太多「不正常的事」已經變得什麼都不驚訝的人。
「他第一個禮拜很正常，」她說，「只是精神衰弱。醫生開了鎮定劑，他會睡。後來他開始拒絕吃任何白色的食物。米飯不吃、牛奶不喝、豆腐不碰。我們以為是病症的一部分。」
她頓了一下。
「第二個禮拜他開始用雙手死死地壓住胸口。他不讓人碰他的胸口。餵食、翻身、洗澡，全部都不行。他醒著的時候，兩隻手就這樣——」她比了一個動作，兩手交叉按在自己的胸骨上，「一整天。睡著了就換我們按住。一鬆開他就會醒，然後繼續按。」
「為什麼？」
「我原本以為是心臟問題。做了心電圖、超音波，什麼都正常。」
「後來呢？」
「後來我打開他的病服，」她說，「他胸口上，有一道長方形的濕漬。很淡、很淡，像是汗漬，但形狀太規則。那就是一張牌的形狀。」
我沒有說話。
「他的內衣口袋裡，縫著一張黑色背面的撲克牌。」她說，「我們醫院不強制脫換內衣，是家屬幫他換的。我們後來才發現他換下來的每一件內衣，那個口袋的位置都有那個印子。」
「你抽出來看過嗎？」
方姐看著我。
「我不敢。」她說。
「阿成呢？他問了什麼？」
「他問我那張牌翻過來是什麼。」
「妳沒翻？」
「沒有。」方姐又喝了一口保久乳，喝到最後，把空瓶捏扁，「我是拿薪水的護士，不是你們那種好奇心會害死人的國中生。阿成那種眼神我看過太多次——就是那種，我知道那東西很恐怖但我就是想知道的那種。我勸過他放下，他不聽。」
她把空瓶丟進旁邊的垃圾桶。
「他最近還很激動嗎？」我問。
「這個禮拜開始的。」方姐說，「他會突然從床上坐起來，一直喊『不要翻、不要翻』。護士勸他他聽不進去。他只會按他胸口的那個東西。按到手指都紫了。」
「一直喊什麼不要翻？」
「就那四個字——『不要翻、不要翻』——重複幾個小時。吃了鎮定劑都沒用。」
我胃裡一陣冷。
「方姐，」我說，「妳可以帶我去看他嗎？」
方姐盯著我看了很久。
「今天不行。」她說。
「為什麼？」
她往療養院大樓的方向看了一眼。我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六樓靠馬路那一側的窗戶，有一扇是開著的。窗簾隨著風輕輕搖。其他所有窗戶都是關著的。
「他今天有訪客。」方姐說。
「誰？」
「你們學校的理化老師。」
我的膝蓋差點軟了。
方姐看著我的臉色變的速度，微微皺眉。
「他是班導的老同事，」她說，「這一個月他幾乎每個禮拜都來。他一來，班導就特別激動。我們跟他說過了，請他不要再來，但他說他身為同事有責任看看老朋友。我們沒辦法拒絕。」
「他……他現在在裡面？」
「大概有四十分鐘了。」
我看著那扇開著的窗。
「方姐，」我聽見我自己說，「我可以上去嗎？」
「不行。」
「我不進去。」我說，「我只站在門外。」
方姐盯著我看。
「你是來找答案的。」她說，「還是來找更多問題的？」
「我都要。」
她又看了我一會兒。然後嘆了一口氣。
「六樓。走到底。第一個右轉之後的病房。門口有一個橫放的滅火器。」她說，「你站在門外三分鐘。三分鐘之後你下來。我在一樓等你。如果你不下來，我就上去拖你下來。」
「好。」
「還有——」她在我走進療養院大門之前叫住我，「你老師如果看到你，假裝你不認識他。」
「什麼？」
「你懂的。」她說，「他那種人，你要讓他以為你什麼都不知道，你才活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