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常常需要更多工作，而我們反對工作。除此之外，我們不知疲倦地懶散。沒有哪個人能讓我們工作。我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時候才工作。此外，我們接受節儉生活。我們是徹底的斯巴達人，收入微薄，但我們同時也是雅典人和雞姦者，方方面面享受生活，貧窮又奢侈。這一切都和嬉皮有關。和北美的嬉皮風格，還有1968年5月的歐洲嬉皮風格有關，到最後，和很多事情都有關。
──《最後的訪談》波拉尼奧答記者問
羅貝托‧波拉尼奧的作品經常描述與文學相關的兩種人，他們站在獨木橋的兩個邊端：右邊風光無限，是文壇認證的成功人士，靠國家豢養；左邊窮途潦倒，居無定所，三餐不繼，靠朋友接濟。
兩類人的處境判若雲泥，通常不會相交，少數的例子除外，《遙遠的星辰》的背景是1970年代的智利，大學裡的詩社多如天上繁星，組織鬆散，任誰隨時都可加入。流動的饗宴，漫無邊際天南地北閒聊，除了文學，也聊政治，聊革命和武裝鬥爭，「儘管那時我們已經依稀知道夢想往往會變成夢魘，但我們也並不在意。」
詩社的少年皆戀慕一對十七、八歲，美麗的雙胞胎加門迪亞姊妹，雙胞胎卻傾心於一位神祕的英俊男子。阿爾韋托‧魯伊斯─塔格萊不知何來歷，不知隸屬於哪個大學，只說是自學而成，一身講究的裝扮又沒有體制外的寒傖。無妨，詩社不問來歷，不衡量身分地位，入場門票只有詩，以及無關營生的其他幻想。不獨鐘於一間詩社，阿爾韋托幾乎參加了所有可參加的詩社，總是沉靜而優雅地坐在一旁聆聽，他說起話來就像是住在一朵雲裡，彷彿和人都隔著一段距離。他穿西裝打領帶，脖子上掛著一台昂貴的萊卡相機（詩社成員將來才知「用途」為何），在一群衣著邋遢，蓬頭垢面，腳上趿著塑膠脫鞋的窮鬼詩人中，阿爾韋托顯得清新脫俗，這樣的人怎麼會側身於一群爛泥之中？又怎麼會沒有大學可讀？阿爾韋托在聊天中無意間提起，他的父親是莊園主人，家境優渥，十五歲那一年，他突然決定放棄學業，在父親的圖書室自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