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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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一
江右予一直到很後來才明白，
有些人的出現，本來就不是為了改變你的人生， 而只是為了讓你知道—— 你的人生曾經有過別的可能。
田楨爾就是這樣的人。
他第一次見到她，是在圖書館。
那是一個適合被忽略的地方， 人們來這裡不是為了相遇， 而是為了避免被打擾。
她站在書架前，手指在書背之間游移
在多數公共討論中，台灣政治困境往往被歸因於政黨對立、政治人物風格，或短期政策爭議。然而，若從制度與政治理論的角度觀察，可以發現更根本的問題：
台灣並非單純的「對抗過度」，而是陷入一種制度性張力——在維持正當性與避免極端風險的同時，逐漸削弱了治理能力。
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可以被政治理論解釋
圖書館總是冷的。
冷到人會自然降低聲音，
像是怕驚動什麼原本就存在的東西。
她說她需要幾本書。
有些只有這裡借得到。
他點頭，沒有多想。
那只是件小事。
小到多年以後，他才意識到，
人生裡真正改變方向的，
往往不是選擇。
這篇文章藉由二〇二六年元旦窗外的煙火，引發作者對過去一年（二〇二五）努力的回顧，以及對一段無疾而終的舊日關係的反思。在煙火絢爛短暫的映襯下，作者探討了自由、個人成長、人際關係的本質，以及如何帶著感慨與清醒迎接新的一年，找到人生的和解。
寫完診間系列討論關於制度的文章時。最近圍繞憲法訴訟法修法、大法官難產、行政院不副署、到五位大法官開憲法法庭宣告訴訟法違憲的爭論，很多人都在問：誰違法？誰越權？誰破壞程序？
先說清楚：
如果你認為五位大法官不該在程序不足的情況下開憲法法庭， 如果你認為行政院不副署立法院法案是越權， 甚至如果你認為
——沒有保險絲的制度，終究會被惡意使用
縫合之所以能運作，
有一個前提經常被忽略：
它假設參與者大致是善意的。
假設人會克制、
假設權力會自限、 假設專業不會被當成武器。
一旦這個前提消失，
縫合就不再是修補， 而是遮蔽。
一開始，縫合只是臨時的。
它存在於例外、危機、來不及的時刻。
像急診室裡的止血， 像文件最後一頁的補充說明。
它不是核心工作，
只是為了撐過那一刻。
但制度有一個特性：
凡是能讓它存活下來的東西，
最後都會被留下來。
於是，縫合開始被記住。
不是因為它誠實，
而是因為它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