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有事需要外出多天，我得要固定過去他們家餵食他們的貓。
我在那裡順手拿起客廳櫃子上的卡夫卡的《審判》來讀。小說的離奇又直接的開場帶有某種「有東西顛倒了」的趣味感：主角一覺醒來，在他租來的公寓房間，一個熟悉的小空間裡，突然發現自己「被宣布」被政府逮捕了，一屋子人（包括執法人員和他的三個同事）裡就他一個人穿著睡衣，而這件睡衣想必還是一件原本應該收緊的地方鬆垮了、原本應該白潔的地方長出了黃垢的衣服；主角在迎接他大禍臨頭的人生時刻竟是以這一副邋塌的模樣面對，並且是處於餓著肚子的狀態，而四面牆壁之間所有的目光焦點都對準著他。其實，邋塌和肚子餓應該都是很私密的個人之事。
我對卡夫卡的作品一向是保持尊崇的態度，原因當然並不是因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受到許多人和出版社歡迎的暢銷作家，我甚至沒有完整讀過他的那些知名作品，但是逐字逐句地讀著沒有情節的小說內容仍然使我昏昏欲睡，翻完第一章結束的最後一頁，再繼續往下讀，即使內容似乎是將朝向關於一個放蕩的、經常夜歸的女人也再引起不了我的任何興致了，我支持不住倒下，躺在沙發上沉沉睡去。午後的陽光正好，睡意是柔軟的，我枕在睡意之上，不需要枕頭。
小說人物的說話方式是使我昏昏欲睡的主因。小說的第一章的主要內容是由許多對話組成，但是許多對話的內容都顯得相當多餘而且形式冗長，這種做法並不像是其它許多小說書寫習慣運用的技巧，藉由刻意地暴露每個人物不同的說話口吻和聲音想像的刺激，加強每個說話之人的個別角色個性。卡夫卡用的是另一種方式；這個方式讓他在還活著的時候，很少有人願意出錢想把他的名字特地印在書的封面上，或取作咖啡館的店名。
由於那些一句又一句說出來就即刻消失在空氣之中的無意義對話，卡夫卡把每個人物都變成了差不多地一模一樣，張口像是在說話又不像是在說話，純然似乎像是在複述某一件相同的事情，而且這件事情非得要以過分禮貌的方式來表達不可，並且處於被限制在一種缺乏充分表達的能力、權力、意願或可能性之下的狀態，那些多餘的、令人不耐煩的字句便是為了作為各種先行的藉口而存在，這讓說話的人也許以為如此可以使自己顯得更加「人性」一點，更文明一點，無論他們說了什麼。
類似這樣的人在我們的世界裡是確實存在的。我從來不太理解他們在說些什麼，彷彿堅持要把雙方彼此都嵌放在對話的原點位置之上，使出混身解數來使自己言之無物，如果你此時聯想到了許多政治人物、許多公關發言人的說話模樣，他們也只是這個時代的眾多例子的其中之一而已，其實在日常生活裡到處都有，語言的功能反而已經隨著時代演化到具有反溝通的功能了。
卡夫卡世界裡的這些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人物的言行舉止無疑都是理性的，他們都是有條有理地用字遣詞，完成一個又一個的句子，他們不是猿猴或白癡，張口發出的只有憤怒與聲音。語言文字一直被視為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對應物，雖然這些被寫進了小說、以小說作為顯現的空間的無意義的對話方式產生出讓人覺得這些角色人物的行為表現帶有愚蠢的和非人的荒誕感，但是這些虛構的人物並不能夠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或野蠻的。
他們的形象反而恰好是一個高度理性運作的社會的結果，是小說的、卡夫卡式的效果使我們得以察覺到這一點。小說是一種安全地認識真實世界的方法；指出國王新衣的不存在是一則童話故事，但是指出鹿不是馬就會發生死亡和流血事件。成人在現實中指出真相是需要勇氣的，孩童需要的是天真。
因此似乎要從這一個社會脈絡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對於這一類文質彬彬地流於表面的說話方式竟然是抱持著習以為常的態度，說它是受到大家歡迎的也不為過。小說是一面過度擬真的鏡子，然而從理性的角度來看，現實生活就僅僅是現實生活。這一套說話方式─書店擺了許多教人如此學習的工具書─在於可以應付任何的社交場合，不管面對的對象是毫無所悉的陌生人、在內心深底極度厭惡的人、一個根本對他沒有任何感覺或評論的人，或是只因為現在需要說點話的時候等等，完全都一體適用，它已發展出固定的運作規則，前言固定地如何銜接後語，這套說話方式已經穩定到能夠以多少時間的度過作為「語意」的基本單位，因為在這之中，語意本身是什麽並不是焦點，也不是目的的直接媒介。
我們的社會被一種爛汙的、循環輪迴的語言形式所統治，使用者讓自己的生命在其間消逝。假如這樣的世界是一篇小說，閱讀起來確實很可能也會令它的讀者昏昏欲睡。關於卡夫卡式的人物，波赫士說過一個很有歷史感的觀點。西元前五世紀的芝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否定運動的悖論，而波赫士認為芝諾的這種思維方式是非常卡夫卡式的，他是卡夫卡的先驅們之一：
「一個處於A點的運動物體（根據亞里斯多德定理）不可能到達B點，因為它首先要走完兩點之間的一半路程，而在這之前，還要走完四分之一的路程，再往前推算，要走完四分之一的路程，無限細分下去，總剩下一半；這個著名問題的形式與《城堡》裡的問題一模一樣，因此運動物體、箭簇和阿基里斯就是文學中最初的卡夫卡人物。[1]」
[1] 波赫士，《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台灣商務印書館，p.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