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影展《二十分》＋《高山上的茶園》

2016年開始舉辦的勞工影展今年邁入第三屆，是台灣少數以勞工為議題的展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勞工影展是少數不是文化局或教育局的影展，他的主辦單位為台北市政府的勞動局，也不免擔心若沒有做出成績是否會隨著柯市府的流動而消失。

1. 【我們一起分大餅】《合作社鬥陣行》《我們的義式經濟》《工人搞公司》
2. 【打破金蛋神話】《「非」正常營業中》《貧窮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分》
3. 【看不見的職災】《非典死亡事件簿》《黑腥企業》《用過即丟的工人》《無塵室背後的故事》
4. 【被劃掉的工人】《女移工》《高山上的茶園》《向下沉淪》

詳細的場次表及活動手冊都可點上方連結，這次的影展以紀錄片為主，除了《高山上的茶園》及《二十分》是台灣的作品外，其他國外的作品幾乎都是台灣首映，可能也就只有這次有機會可以看到了，另外我加粗體的《黑腥企業》是年度法國話題之作，年初也有在院線上檔，我覺得是一部非常推薦給大家報導式劇情片（免費的喔！）。

這次映前會選映《二十分》＋《高山上的茶園》兩部台灣作品，地點選在萬華的剝皮寮放映室，我覺得相當有意思，住台北的人應該都曉得這座城市的每個區域都有各自代表性，像是大安區的豪華住宅區、中正區的巷弄美食、東區的娃娃機、內湖晚上一片漆黑，萬華區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就是龍蛇雜處的西門町和龍山寺前的遊民，特別是這些遊民可能多是台北這座城市最底層的勞工，他們當然沒有那個時間來看勞工影展，但這裡的每個人的故事可能都比電影還有寫實來的精采。

《二十分》拍攝的對象高月清在做回收保麗龍處理的工作，因為機器的關係，每二十分鐘都得有人去巡一巡，因此他手機的鬧鐘每二十分鐘就會響，不分日夜，沒有二例也沒有一休，就這樣二十四小時的響著。除此之外他白天還要到別處去載不要的保麗龍，雖然他是目前少數有做保麗龍回收的工廠，但利潤卻仍低得無法多請工人，他只好自己住在工廠裡面，等著鬧鐘響起。
其實嚴格說起來他並不是一個狹義的勞工，他自己當老闆，保麗龍再生的機械是他自己發明的，他可以訂定價格決定休假，但他卻受制於資本市場與環境，只好不眠不休把自己的生活分裂成二十分、二十分、二十分，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的時間觀念不再是拿小時作單位，把每二十分鐘中斷開來那會是什麼樣子？及便每二十分鐘只需要做三分鐘的工作（假設一天換算下來的累積總工作時間是四小時）仍無法獲得充足的休息，甚至無法好好的悠閒的吃一頓飯，更別提要滿足工作以外的其餘事項，這不只是這個工作的特點，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如此，可能每班三個小時或者六個小時，這樣的劃分不只切割了時間也等同斷裂了勞動者的思維模式，當我們無法自身掌握自己的時間與生活的時候，馬克思所說的異化便實現在工作之中了。

在馬克思的異化論中是這樣說的：『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本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做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

這也就是為什麼「握著方向盤才算是工作時間。」這論調是多麼荒謬。
恰巧當天這部電影的導演陳蔚慈來到現場做映後分享，她仍就讀於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研究所，她說起先她要拍的其實是保麗龍的回收紀錄，最後卻變成對於人物的刻畫，電影拍完之後她也有拿回去高先生看。這作品不只觸及了勞工議題，對於產業議題及環境問題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報導是紀錄片，片中利用了音效去做成很好的效果，你可以感受到無所在的二十分鐘，無止無盡的勞動噩夢。

高先生說：「我哪有你拍得這麼辛苦。」

《高山上的茶園》是一部劇情片，故事描述描述在山上茶園工作的非法外籍勞工原本已經存了足夠的錢，即將結束工作返台，卻在下山的前一天意外暴斃身亡，隔天果園的老闆卻跟其他人說「這你們自己處理，我就當作不知道。」於是其它移工便挖了洞把它給埋了，但這一死卻牽扯出一個問題—他存的錢怎麼辦？
因為外籍勞工的身分，他們若透過正常管道匯款必須被扣許多手續費用及匯差，因此他們通常都會將現金帶在身邊，或者透過其他管道把錢寄回家鄉。我們可以試著想像之所要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從事如此辛苦高風險的工作當然不是為了體驗生活還是異文化，說穿了他們付了大筆的仲介費最希望的就是能好好賺筆錢，回家孝敬父母，買地蓋房成家立業，因此故事中這筆錢成了剩下三人互相懷疑的媒介，卻變得誰也不能好好回家了，最後 「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新銳導演曾英庭的作品，他曾多次獲得台灣優良劇本獎，並以電視電影《衣櫃裡的貓》獲得金鐘獎最佳攝影。這部作品劇本確實寫得別出心裁，透過殘酷而懸疑的方式去包裝如此社會寫實的題材，無論是茶園、醫療、金錢、身分確實都是當今台灣移工面臨到的極大問題，這故事並不是特例，而是在我們身邊每天都在上演，當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去賺錢，即便最後活了下來，可能身而為人的一些靈魂也因此而消逝了。

這次勞工影展的主視覺是一飄散的蒲公英，一部分象徵著透過這一部電影播下了精神的種子在每個觀眾的心中，讓我們在身為受壓迫的勞工或壓迫勞工者任何一方的時候，都會重新思考價值體系下犧牲的事物。另一方面我也覺得這樣一顆蒲公英，也像是每個離開家鄉做工的人，台灣話說工作叫「吃頭祿。」每個為了餬口飯吃，卻可能飄散一個陌生的地方，再也無法回到那個無憂無慮曬著太陽的時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