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史上有兩個人，把民主看得比自己、比政黨的前途更重要，願意在有機會大權獨攬時，卻釋出善意甚至資源來扶植反對黨。一個是李登輝，一個是他的愛徒蔡英文。
當年，人民早習慣獨裁者用民主包裝美化自己，也沒人真的當一回事，但後來，包含黃信介、施明德等民進黨主席都證明李登輝真的找過他們，想拿出資金支援民進黨，只是基於黨的獨立性他們都選擇拒絕。到許信良擔任黨主席時，民進黨已連黨工的薪水及黨部的租金都付不出來，這才有「許信良夜奔敵營」事件，李登輝允諾制定《政黨選舉補助金條例》，從此民進黨才能靠選舉補助款開始正常運作。
早在1950年代末期，當時台灣的自由主義份子就曾把政黨政治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身上，他們在《自由中國》雜誌上多次宣導，期待國民黨能退出軍隊、警察及司法機關，黨庫不再通國庫，撤銷社會服務站、青年救國團等組織，讓台灣能進入公平的政黨競爭機制，結果是主事者雷震被蔣介石誣陷為匪諜，坐了整整10年黑牢。
蔣經國時期，黨外提出12大政見，包含國會改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言論自由、開放黨禁、禁止刑求跟非法逮捕、反對省籍及語言歧視等等，但這些基本的要求非但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回應，當年幾乎所有活動都還遭國民黨派人打架鬧場，再配合隔天官媒譴責暴力，台灣上一代許多人心中民進黨始終跟暴力脫不了關係就是這樣來的。
更早之前，還有白雅燦向蔣經國提29問，結果被蔣經國打為叛亂犯判處無期徒刑，之後更有江南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等等，可以說，蔣經國掌權期間不但沒有協助民主化，反而是不斷打擊台灣的民主志士，至今威權崇拜者一方面又要崇拜獨裁聖王，一方面又要說蔣經國解嚴對民主有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化解自我的矛盾？其實，蔣經國當權時正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風潮，周圍的南韓學運跟菲律賓民運都激起了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鬥志，在蔣經國逝世前的1987年，台灣大小群眾抗爭超過1600件，而手上早已血跡斑斑的蔣經國在國內外壓力下宣布解嚴不過是公關形式，至少要到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後，台灣人才真正有了基礎的言論及思想自由。
至於蔡英文過去對待柯文哲及時代力量、現今對待基進黨的態度，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李登輝的影響。對肩負不讓國民黨執政任務的民進黨來說，統一戰線、壓制第三勢力，讓病入膏肓的國民黨繼續丟人現眼才是最穩妥的選項，但若把眼光放到台灣整體，民主社會還是需要反對黨來進行更多政策上的討論，只會為反對而反對的國民黨顯然不能承擔這個責任，也許2018年的敗選，證明2016年的蔡英文在識人方面還有待改進的地方，但她在2020年選舉時繼續這條師承李登輝的路線，更展現了她不為私利的宏大格局。
許多國民黨支持者認為分裂國民黨、扶植民進黨是李登輝最大的錯誤，就像許多民進黨支持者也始終對蔡英文對待柯文哲及時代力量的態度不滿，但他們有各自的時空背景，兩人都是顧及台灣民主的正常發展，而非以自身及本黨的利益為前提。李登輝大可以繼續成為下一位獨裁者，蔡英文也可以在國會一黨獨大壓制反對的聲音，但他們選擇了扶植對手，比起選擇獨裁、認定自己必是千古聖王的兩蔣，李登輝跟蔡英文選擇相信台灣人、相信民主制衡，台灣能在犧牲最少的情況下完成民主化就是從李登輝開始，而未來能不能透過民主機制逐步淘汰國民黨，讓台灣走入正常的政黨政治，就看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與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