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美國女孩》，我得從那場媽媽帶著小女兒燒金紙的戲談起。許多人看《美國女孩》電影，會被勾回青春那一場又一場無疾而終尋求認同的戲碼。有些人是被無以名狀的母女情結擊中，那裡的愛總因伴隨著悔恨的有機體而折射出光。我則是從基督徒的王莉莉在頂樓丟起金紙時，才終於進入這個故事。
每年除夕下午，我會和爸媽到大直的墓園給外婆上香。那個墓園是天主教徒才能入葬的。外婆與我媽都受洗過，因為據說小時候我媽是靠著修女送來的奶粉長大。在外公過世後，外婆一人獨守在莒光路巷弄的老屋裡，聽說修女會在平日去探望外婆，陪她說說話。外婆過世後，骨灰被放進天主教的墓園裡，那個位置可以鳥瞰台北市夜景，甚至比許多人家的客廳視野都好。這幾年，每次去墓園都鬧得非常不開心。問題就出在燒金紙。我媽堅持一定要買金紙，而且每次都為了「貨幣」問題跟老闆在店裡耗很久。美金太少了，而且還忘了給我人民幣──我爸還隨口問一句，黃金呢？我在後座大聲抱怨，政府不是說不能燒嗎？
去年，我就盯著那包從火堆中滾出來的美金、人民幣、金條冷笑著，燒這些不過是為空氣污染多盡一份心力罷了。爸爸拿著樹枝平均火勢不吭氣。灰燼在空中跳舞。我臭著臉牽著狗躲到逆風處，只聽見媽媽喃喃說了一句：婆婆喜歡嘛。
《美國女孩》那場戲讓我想起這件事。電影並沒有交代，一個渴望從根本內化為美國人的母親，以為相信耶穌，就真能像飯前禱告時把家人的手圈成一個扎實的圓──她不拿香也不燒紙錢，一回來就移除家裡的佛像，把十字架掛在電視機旁每個人都要看見──究竟是什麼讓她重新拖出金爐，點火，暫時拋下耶穌把紙錢一張張往裡頭丟？這或許暗示著一場始終未能實現的洋化過程，悄悄呼應著兩個女兒也即將面臨的自我認同。王莉莉也許因為自身健康狀態的不安，短暫脫離「母親」角色的政治正確，第一次意識到了自己「自私」的那一面。小女兒一句，不燒紙錢那外公外婆不是會很窮嗎？莉莉被提醒了，喚小女兒到身邊，靜靜地摟住她。
在乎環保的我，是自私的。我媽渴望圓滿自己母親的心情，也是一種自私。撇開自私，燒金紙，不過是一種收淚（斂）的過程。「儀式」的目的是讓我們去經歷「當下」。儘管已快二十年了，每當我們拿香對著外婆的照片，爸爸說：媽，我們來看妳了。我們還是會因思念或愧疚忍不住落淚。唯有那盆熊熊火焰，能蒸散掉悲傷。
《美國女孩》是一篇小品文。無論是讓攝影從頭到尾緊跟著大女兒梁芳儀，或是幾場歸國後不適應台灣教育的橋段，都像是用手肘輕輕推了那些也已心知肚明的觀眾。這很安全，因為不慘淡就不是青春，台灣教育更是從來都沒有成功過，無論是歸國求學還是土生土長的人，回想求學過程都想翻白眼。觀眾的內心本來就是贊同的，於是這敘事很容易成功，對創作者毫無疑問有了保證。可是青春並不安全，青春的核心在於「迷失」。充滿方向感的攝影機，的確強化了角色的有苦不好說，卻不可免地削弱掉那股無所適從的迷失與不安。
各種宣傳都會提到，《美國女孩》是「改編」導演的真實經歷。真實成為一個賣點，超越經典，踩扁虛構。不清楚改編的程度有多少是為了結構效果取捨，但我一直都相信那些真正塑造出我們的，往往都是刻意被遺漏或掩蓋掉的。創作的真誠注定會折磨人的，因為必須「推翻」與「破除」自我──推翻那些因恐懼、慵懶，而變成討好的敘事；破除那自圓其說與息事寧人的安全感。美國女孩，我的生命中也曾遇見好多美國女孩。有些已經是，有些即將成為。已經是的那些，在英文課時總愛被老師點起來讀課文。她們的聲音聽起來跟平常講話時不太一樣，全班都豎起耳朵聽那個舌頭完美捲出 R 的尾音。如果老師不打斷，她們不會自己停下來。不像我，好不容易念完一個段落時，總是趕緊抬頭看老師。美國女孩們段考可以少讀一科，還是得到滿分，並拉高平均分數。就算其他科目落後，但英文在台灣教育體制是免死金牌，掛在身上，暢行無阻。連不擅長的歷史地理，都被視為是外來的額外資訊，不懂是正常的。
而那些即將成為美國女孩的，很快就要抵達西岸，丟開學生頭挑染金髮，把皮膚曬成小麥色。再過幾年，她們在話語中用英文踢掉中文單字，一副想不起來或是根本沒有要想的樣子。每句話的開頭都是 It’s like…。
我的美國女孩們，妳們好嗎？我曾經多麼羨慕又嫉妒妳們。那時我覺得妳們的未來就像加州的艷陽，而我的就會像時晴多雨的台北。英文為雙母語的台灣人，至少在成績掛帥的求學階段都是人生勝利組。妳們身上那股自信與優越，我只能單純當成一種美國化的產物。那就像一個人的存款裡全是世界最強勢的主流貨幣，很難想像他會怕窮。無論如何，妳們到哪都可以提領換錢，只要開口就有人聽得懂，習得別人的語言從來不是一種必備的生存技能。
我羨慕妳們，妳們是否也曾羨慕過我？說實話，如果有的話我還真難想像。青春就是一連串渴望索取自己沒有的東西。我知道妳想回到能騎馬的廣闊大地，妳能滔滔不絕訴說只有妳去過的那些電影才看得到的場景，耐心地教會我如何把 word 和 world 的發音發清楚，卻回答不了用語感拿到滿分的文法考試。妳說，就是這樣，唸起來比較順。我就回去大聲念，不敢讓妳聽見。就這樣喃喃唸著下去，經過大學考試、英文檢定、托福、GRE 的三十年後，我終於稍微聽得出來哪個比較「順」了。
到現在我才自問起妳那「misfit - 格格不入」的可能性。我一直跟著特寫鏡頭看著妳憂傷自卑的小眼睛，看不見一個白衣藍裙的女孩坐在暗黑哄臭的網咖該會是多麼突兀。所以《美國女孩》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或許該是人所面臨的的無處安放。文化衝擊、環境適應、母女情節追根究底都是源自這種 misfit──不合身，不稱職，不相容。別說從美國回台灣，連美國人自己離家跨洲讀大學都會有適應問題。文化與青春期不過是格格不入最外顯的囊括，細究下去每個人無論到幾歲都在經歷大大小小無止盡的 misfit──職場的，家庭的，宗教的，身份轉換的，還有與主流價值的碰撞與妥協。這次就不是被輕輕推了手肘，是我對妳的理解，就像當年妳理解我的舌頭無法精準發出 word 和 world。
如果《美國女孩》是一篇小說，我或許就會寬容一點。在虛構中，說出自己其實更容易。一個誠實的創作者，在虛構中可以輕易抽取掉更多現實的假裝。Joseph Campbell 說，抬頭看天花板，你可以說「這房間的燈是開的」，也可以說「這房間的燈是亮著的」。它們只是對同一件事情兩種不同的說法。我不再把《美國女孩》當成一個改編真人真事的青春成長故事看待。這就是每一個人都似曾相識的無處安放。
電影的最後一顆鏡頭鐵門一開，梁芳儀迫不及待衝了出去，她不是要回美國，不是要去跟朋友玩，是要接隔離回家的妹妹。她馬上就得回家，鐵門會再次被關上。這故事來不及講到「成」，字幕就得捲上來了。接下來的「成熟」與「成為」才會是美國女孩全新的篇章。畢竟東撞西碰，我們都會長成自己的輪廓，偶爾操著有獨一無二口音的英文，不需驕傲也不需自卑。
全文劇照提供：ifilm 傳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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